分配·承认·能力: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正义的多维审视

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正义是揭示其作为一项“好制度”的根本所在,旨在彰显职业教育类型化变革和职业教育人才选拔的时代精神。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正义指高等职业院校入学招生考试制度的正义属性,既包含职业教育高考制度中的正义追求,也包含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内容的正义以及制度执行手段的正义,还包含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所形成的高考文化、高考风俗、高考习惯以及高考心理、高考舆论等制度亚文化的正义性。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正义还是多元化、层次化的复合正义,具体包含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正义、教育主体地位的承认正义、个体自由发展的能力正义。是故,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在制定与执行中需要强调权利的平等、机会的公平、民主的平等,以教育考试制度的正义性变革实现人的自由发展。

论马克思对分配正义的三重批判

作为现代资本世界的重要价值导向,分配正义有着三重向度上的基础支撑,即按要素分配原则、财产所有权制度以及个人利己主义共识。囿于这三者之间的内在勾连及其共谋关系,马克思对分配正义的批判始终是三重批判,这一批判深入到“三位一体”的财富分配公式、资本支配劳动的社会权力以及浮士德精神的不断扩张之中。唯有历经这种三重批判,方有可能瓦解现代资本世界的正义意识形态幻象;唯有确立私有财产权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社会正义关注的坐标原点才能准确定位于普通劳动者;唯有奠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形态,才能真正开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

分层教学:以分配正义为依据落实学生中心理念的可能路径

在大班规模教学短期内无法改变,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模式尚需进一步建构的语境下,基于分配正义的分层教学着眼全体又兼顾学生个性,设计教学目标梯度又考虑教学内容层次,驾驭教学空间又兼具对话效果,必然成为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的重要路径。对学生进行潜在分层、对教学目标进行合理分层、对教学过程进行科学分层、对学生考核进行多样分层有利于提升大班教学的效果,有利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浅析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

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理论为基础,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不正义的分配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分配正义思想。马克思对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设想是:在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还不能完全脱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按劳分配原则,这时的分配还不能算是对正义原则的实现;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自由人联合体实行按需分配原则获取社会资源,人真正享有人类文明成果,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社会将超越扬弃以往的分配正义范畴。

全球分配正义论何以回应罗尔斯主义者的挑战:基于“世界体系论”的补充

在罗尔斯主义者与全球分配正义论者的论辩中,全球分配正义论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关于“万民社会”中是否存在与“域内社会”的“基本结构”可类比的“背景结构”。罗尔斯及其辩护者均强调域内的“政治文化”而否认这种可比性。由此,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将分配正义原则应用于全球。二是对于应以何种制度在全球层面落实分配正义原则,全球分配正义论者的设想也存在一些不足。对此,“世界体系论”的理论资源可以有效补充全球分配正义论,帮助其回应挑战:该理论有助于反驳罗尔斯主义者的“政治文化视角”,确认全球“背景结构”与域内社会基本结构的可类比性;同时,世界体系论变革“世界体系”的方案也可补充全球分配正义论者的制度设想,弥补其当前的不足。

治理性团结:第三次分配正义实现的路径省思

第三次分配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以国家—社会为分析框架,从正义的视角可以将第三次分配归纳为三种不同的团结样态:制度性团结、社会性团结、治理性团结。国家顶层设计意义上的三次分配的联结是一种制度性团结,体现了第三次分配弥补初次分配、再分配不足的宏观正义;组织化与非组织化的社会力量的联结是一种社会性团结,体现了第三次分配实现形式的微观正义。但是第三次分配也存在正义不足的情形,而治理性团结可以纾解第三次分配正义不足的困局,通过党建引领、政府引导、社会力量多主体参与、受助人员反哺式参与等多元主体联动促进第三次分配正义,为更快更好实现共同富裕提供路径支撑。

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分配正义观的批判与超越——以《哥达纲领批判》为文本的政治哲学分析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通过批判拉萨尔主义的分配正义观,阐明了自己基于历史主义原则的正义观,为人的自由个性的发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指明方向、开辟道路。针对拉萨尔主义将分配正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目标的机会主义错误思想,马克思深刻批判了其以劳动所有权为理论基点、以平等的权利为原则从而实现社会公平分配目标的主张。马克思的正义观以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为理论出发点,阐明了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分别是正义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历史实现形式。在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分配正义观的批判性分析中,可归纳出权利原则、贡献原则和需要原则三种分配原则,体现了正义原则在不同阶段的历史展开和扬弃发展的过程。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深入探讨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分配正义观的批判及其理论超越,既是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正义观本真要义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有利于克服分析马克思主义重构马克思正义观的方法论缺陷与理论局限,消除对马克思正义观辩证意蕴的负面影响。

正义视角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及其功能研究——以浙西北H县为例

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收益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构建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显得尤为迫切。通过构建一个包括贡献、资格、机会和差别平等的多元分配正义分析框架,对浙西北H县的9个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及其功能指向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收益分配遵循了多样化的原则和顺序,体现了不同的功能,具体来说:第一,差别平等原则在分配中最优先,目的在于强化生计保障功能,确保成员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第二,机会平等原则的分配必不可缺,强调在分配中要注重公共服务功能,以增进村集体的整体福祉;第三,基于资格与贡献原则的分配目前居次要位置,但随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持续发展,其重要性日益凸显,旨在提高成员财产性收入同时,增强基层组织保障功能。上述发现丰富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分配理论阐释,并拓展了其研究视角。

基于分配正义理论的罕见病权益保障机制研究

罕见病权益保障,长期缺乏适配且充分的理论解释。对此,基于罗尔斯分配正义原则,确立罕见病权益的分配正义框架,并针对目前罕见病权益保障存在的机会分配不均、个体价值不强、实施效果不佳等制约因素,从建立罕见病统筹协调机制、形成罕见病政策支持体系、保障罕见病服务公平可及等维度,探索建构基于分配正义的罕见病权益保障机制。

公平与均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贫富调节与分配正义

在新发展阶段,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问题需要更加重视。在调节贫富方面,什么样的分配是正义的,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传统对其有着不同的认识。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于分配正义的理解并非简单的“平均”,而是具有丰富的内涵,并且随时代变化的。基本上,贫富差别从何而来,决定了这种分配是否符合正义,人们更多认可个人努力带来的贫富差距,意味着经济机会平等重于经济水平平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贫富差别从主要源于等级特权转向主要源于个人的才能和努力,因此对富民的肯定逐渐增多,出现了较多反对无差别的“夺富与贫”的声音。然而,另一方面,许多学者也赞美救助贫弱的行为,甚至认可紧急情况下采取强制性手段“劫富济贫”的行为。与近代以来国家才从教会手中接过救助穷人的责任的西方传统不同,在中国对穷人的救助始终是国家责任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贫富调节与分配性问题,进而助推共同富裕需要考察的一个重要内容。

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指导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

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它是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领域存在的现实问题,调节生产与分配、公平与效率之间关系的重要依据,也是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之一。文章立足新发展阶段,提炼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的核心内容,明确指导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以及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中面临的现实挑战,并探索构建社会主义分配正义、完善分配制度、大力发展生产力等现实路径,以期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更坚实的基础支撑,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先天禀赋与分配正义

人的禀赋问题是关于分配正义的元问题。“自我所有权”并非诺齐克自由至上主义理论的阿基米德支点,诺齐克正义理论的出发点是对人的禀赋所有权的肯定。在分配正义问题上,科亨和罗尔斯二人与诺齐克对待先天禀赋的态度存在根本分歧。总体而言,尽管科亨对诺齐克的自我所有权观念存在误读,但是他的批判直指诺齐克关于个体禀赋所有权的论证基点。彻底的平等主义思想家均否定人的先天禀赋所有权,但在处理先天禀赋问题时,科亨、罗尔斯、德沃金、蒲鲁东以及马克思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基础和解决方案。基于唯物史观理论进路的马克思方法论,在解读和应对当下中国政治经济问题时更具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从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看共同富裕问题

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公正的分配制度作支撑,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对我国践行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对分配与生产的总体性关系的澄明,马克思将对资本主义分配正义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揭露了分配正义及平等的价值追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虚妄性,表明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坚持历史性原则,强调分配正义及平等的内涵和实现与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阐明了按劳分配原则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和必要性,有益于我们厘清按劳分配与共同富裕的阶段性关系。作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分配正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以每个人实现自我的需求为分配原则,超越了“物性”逻辑的分配正义,兼具现实性和理想性,蕴含有结果平等的价值指向,将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统一起来,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实现条件。

“马里布冲浪者”之争——罗尔斯与范帕里斯论基本收入的分配正义

范帕里斯是基本收入的首倡者和捍卫者,长期为基本收入的正当性进行辩护。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范帕里斯早期为基本收入辩护的主要思想资源之一。然而,范帕里斯的这种理论努力在1987年遭到罗尔斯以“马里布冲浪者”为例的拒斥,而后陆续就基本收入的分配正义问题形成了著名的“马里布冲浪者”之争。罗尔斯的“马里布冲浪者批判”,表明了他对政治共同体中社会成员之间公平的合作体系的重视。范帕里斯在随后的著作中回应了罗尔斯的批评,从“最大最小化”真实自由到共享礼物的社会机制为基本收入提出辩护。这场“马里布冲浪者”之争,体现罗尔斯与范帕里斯分配正义理论预设了不同的社会想象,对于批判思考分配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经营权流转期限的分层调整制度设计与战略构想——基于分配正义视角

土地经营权被先后纳入土地承包法和民法典,搭建起农地三权分置格局,但其权利构建尚未完成。土地经营权制度构建事关农地权利分配正义,维护承包权主体利益、满足经营权主体需求、促进农地资源优化利用是其基本要求,土地经营权流转期限正是这些基本要求的集中体现。因此,流转期限的分层调整负载了土地经营权制度构建的现实基础、价值依据和技术路径。根植于农地流转实践,因循中国物权和债权制度现实,可将土地经营权流转期限分层为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赋予不同期限的土地经营权以不同性质。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确保土地收回权落地等保障性措施,促进土地经营权的中长期流转,为土地经营权制度构建奠定符合中国实际的法理和制度基础。

数据要素参与分配中风险分配正义的制度展开

数字经济时代以降,将数据列为生产要素在对数据要素加深认识和更好利用数据要素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不过,数据要素参与分配在产生巨大收益和价值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亟须合理分配的数据风险,并由此引发了不同的分配正义诉求。当前我国数据要素风险分配正义制度方面存在风险分配主体不明确、风险分配程序不合理、风险分配责任不健全等问题。因此需要在理论跃升基础上实现数据要素风险分配的制度跃迁,以期实现数据要素参与分配中风险的分配正义,同时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释放数据要素最大价值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分配正义观下生态环境侵权之惩罚性赔偿金的内部分配

生态环境侵害行为可能引发多种诉讼程序,由此产生了惩罚性赔偿金在不同诉讼中的分配问题。传统侵权法与损害赔偿法以矫正正义为理论基础,但在公私法界限日益模糊化的背景下,传统由公法专享的分配价值,已逐渐部分由私法承继,分配正义的理念逐渐向私法渗透。惩罚性赔偿即为分配正义观在损害赔偿法内的集中表现,分配正义理论在惩罚性赔偿金的分配顺位与最终归属上具有指导作用。在分配顺位上,惩罚性赔偿金在不同诉讼程序中的确定,应遵循“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优先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私益诉讼优先于公益诉讼”的规则;在最终归属上,惩罚性赔偿金的具体分配,应遵循“私益诉讼下归于个人、公益诉讼下归于环境保护专门基金”的规则。

共同富裕目标下分配正义的多维审思

分配正义是对分配关系及其分配活动的正义性审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和价值基础。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与共同富裕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其分配起点正义构建了共同富裕的制度前提,分配原则正义规范了共同富裕的本质规定,分配结果正义体现了共同富裕的价值旨归。在维护分配正义的百年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围绕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展开,分配起点正义的变革和革命为实现共同富裕构建起制度前提,分配原则正义的改革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分配结果正义的全面布局为实现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在新征程上,通过不断优化所有制机构、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强化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进一步夯实共同富裕的制度前提、本质规定和民生福祉,从而推动共同富裕宏伟目标得以实现。

社会公共信任建设中的分配正义

诉求机会均等与伦理关怀的分配正义是新时代社会公共信任建设的题中之义。公共资源是公配正义的物质前提,品德是分配正义的必备条件。分配正义不仅可促成经济−政治−社会的有效互动、推动社会信任的合理循环,也有益于提升公民的权力−权利意识。强化分配正义中的社会公共信任建设就是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分配正义的实践既要谨防分配的绝对平均化,忽视个体差异的经济化,更要杜绝过程中对地位、金钱或关系的依赖。理想的分配是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的统一,在分配−发展中诉求公共资源分配的他律与自律结合,突出分配的发展原则、公正原则及共享原则。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有赖于执政党认知力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提升,要有对社会客观规律与人民群众的敬畏之情。

侵权法的矫正正义与分配正义互补论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矫正正义或最佳威慑的单一理论对侵权法的解释已显局促。更多学者认同侵权法具有多种功能并受多种理论支配,如何协调不同价值之间的关系成为其中关键问题。英格拉德将量子力学哲学基础上的互补性观念引入侵权法,从而将正义的连贯性重构为正义的互补性,主张矫正正义与分配正义应是互斥且互补的和谐状态。矫正正义与分配正义互补论存在中国哲学基础,能够为我国侵权法的法治现代化提供法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