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量刑的主体冲突、技术供给与方法回应

对智能量刑系统司法地位的理论回应止步于没有实质内容的空壳概念——“辅助量刑”,其仅能在宏观层面达成暂时的妥协,无法在微观层面将智能系统限制在辅助的轨道,进而引发智能系统与人类法官隐性的“主体冲突”,主要表现为智能系统“以最终宣告刑为输出目标”和“以刑之裁量为功能目标”。主体冲突的化解要务实地以当前的技术供给现状为时代背景,如正视并利用智能系统的“机械性”、认识到“量刑预测”与“量刑决策”之间巨大的方法论差异等。为化解此主体冲突,必须进一步回答智能系统“辅助量刑”的具象辅助模式(辅助程度与辅助方法),即针对量刑的核心阶段(处断刑—宣告刑)以量刑方法(量化、裁量)为标准进行再阶段化,并使用智能系统赋能量化阶段,人类法官坚守裁量阶段,“量化可以量化的,裁量必须裁量的”。

二律背反视域下量刑规范化研究

由二律背反思维出发,考量精确制导型量刑规范化、刑之裁量型量刑规范化与相对精确型量刑规范化的各自模式以及逻辑误区。厘定基准刑与法定刑的等同关系,揭示基准刑思维的理论困境。坚持责任刑制约下的预防刑裁量原则既是合理量刑,也是公正量刑的可行路径。必须引导控辩审三方积极参加独立的量刑程序,应当增加量刑说理制度并记载于刑事判决文书中,使得法官可以有法理上与制度上的支撑来面对量刑不公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