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互动:犯罪治理场景中的民族刑事习惯法

国家刑事法是犯罪治理中的硬法,民族刑事习惯法则为软法。欲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应启动硬法与软法机制,使犯罪治理由封闭式治理转变为开放式治理,由运动式治理转变为规范性治理,由被动治理转变为主动治理,由静态治理转变为动态治理。对民族刑事习惯法的规制要从价值选择、规则定制和实施机制三个维度加以补正,而行使刑法变通权是立法要求,完善调解制度是有效方式,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与教育是治本之策。

新中国成立前壮族刑事习惯法的辩证思考

在壮族历史法律文化的长河中,壮族刑事习惯法是壮族习惯法的重要内容,曾经是国家刑事制定法的重要补充。新中国成立之前,在壮族聚居区,壮族刑事习惯法长期以来是调控、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的习惯法,其财产刑的广泛适用,寻求与国家刑事制定法的结合,在今天仍然对处理民族刑事习惯法与国家刑事制定法的关系有着积极意义。

困境与出路: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现代转型

在当下中国语境中,对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研究,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其社会功能以及价值层面,而应该拓宽视域,在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背景下,通过对其现存困境的解读,检视出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未来发展路径,以期实现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与国家刑法精神理念的现代化对接。

彝族刑事习惯法探微

在中国法制历史中,刑法是达到统治目的的最佳手段,故历代王朝立法建制都是以刑为主。民族刑事习惯法作为原生刑法的一种相对稳定而活跃的重要载体,是一种"准法律规范"。彝族习惯法是以家支习惯法为前提,在其发展中充分展示了以"宽容"为核心的本民族的人本精神而无本民族的成文法典和规章。

正义与秩序的衡平: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司法审视

在当下中国刑事司法语境中,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强势话语,在民族地区盛行的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一直受到国家刑事制定法的贬抑与压制。但少数民族习惯法则以其良性的司法功效与社会功效诠释了实现正义的另一种范式,以刑事和解的本土化机制建构了民族地区正义与秩序的自然衡平,司法机关对此需要加以认真审视。

研究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三个视角

对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研究,不应仅限于重拾与简单描述,应着眼于从价值、发展和基本路径等方面的提升。价值表达了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与国家法在终极目的上的同归及对民众法律信仰的诱致意义;发展则展示了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未来的理想型预期;路径则进一步揭示了研究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基本要求,即超越与实证。这种表述逻辑可能对习惯法研究的理路回归更具有学理意义。

嘉绒藏区刑事习惯法分析

本文采用文史资料收集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四川嘉绒藏区土司制度下习惯法中的刑事法律制度和解放后该地区后续习惯法中的刑罚制度进行了法理分析。

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发展的困境与出路

在当下中国法治语境下,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现代法治要求,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一直与国家刑事制定法处于一种相互博弈的关系之中,并受到国家刑事制定法的压制。通过解读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合理内核,剖析其所存在的现实困境,检视出其向现代化发展的路径,以期实现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与国家刑事制定法的合理对接。

民族自治地区刑事精神损害赔偿立法路径探索——从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中的“人命钱”“眼泪钱”和“洗礼钱”导入

我国现行立法排斥刑事精神损害赔偿,而在许多民族地区,民间的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却客观地存在,例如一些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中的"人命钱""眼泪钱"和"洗礼钱"等。我国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缺失本身就有许多弊端,而在民族地区,由于与一些民族习惯法相悖,这些弊端更显突出。因此,应结合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探索民族自治地区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路径。

藏区刑事习惯法中“杀人罪”与《刑法》的冲突与调整

藏区沿袭旧制,通过刑事习惯法"赔命价"的物质赔偿了结杀人伤害案件。这与《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机制相冲突。自治区人大可以通过立法变通,制定自治单行条例,调整二者之间的冲突。

刑事习惯法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冲突及解决

刑事习惯法作为一种"活的法",虽然在整个刑法学知识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但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地、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在少数民族地区体现得尤为突出。刑事习惯法与罪刑法定原则、平等适用刑法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等基本原则存在冲突,应着力发掘刑事习惯法与刑法基本原则内在的一致性,以寻求良性互动的路径。

甘肃东乡族刑事习惯法特征变迁的实证分析——以当代国家刑事立法进程为参照

甘肃东乡族刑事习惯法随着当代国家刑事立法的发展而不断发生着特征变迁。在国家刑事立法的萌芽期,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基本是保守的,极力排斥国家刑事法(政策);在国家刑事立法的起步期,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对于国家刑事法开始有所借鉴;在国家刑事立法的发展期,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对于国家刑事法内容的吸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在国家刑事立法的三个进程中实现了自"封闭与保守"渐至"契合与兼容"再至"开放与转型"的特征变迁。普法运动、经济、教育的发展、文化的不断融合是促使其发生特征变迁的主要原因。当代国家刑事立法中应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考量。

论国家刑事制定法与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整合

伴随着国家法制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处于一种边缘状态。鉴于少数民族习惯法有着深厚的生存土壤和积极的价值，我们应致力于在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刑事司法以及社会等领域分别采取有效的整合方法，以实现国家刑事制定法与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良性互动，在少数民族地区构建起以国家刑事制定法为中心，整合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合理内容的多元一体的刑事法规范机制。

当今罪刑法定主义语境下刑事习惯法之命运:解构抑或建构

在当今罪刑法定主义强势话语权的背景下,刑事习惯法是被绝对排除适用的,不管是民族学界还是法学界都不得不对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之当然命运做出理论和实践上的正确回应。因此,只有以少数民族地区之刑事习惯法为视域,探索其在当地民族地区之实然解决纠纷之作用,引出法与法律、国家法与民间法、刑事制定法与刑事习惯法三大范畴,才能客观揭示刑事制定法与刑事习惯法之关系,进而揭示刑事习惯法之立法和司法命运。

蒙古族刑事习惯法在当代的适用及调适研究

蒙古族刑事习惯法中很多传统的刑事习惯如私立救济、刑事和解、生态刑事惯习、"长老"参与刑事调解机制等至今仍然在蒙古族聚居地方调解和化解有关社会矛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说明蒙古族刑事习惯法的存在符合蒙古族特定文化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蒙古族聚居区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利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秩序,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贯彻实施提供了助力。但是,传统蒙古族刑事习惯法在当下同样存在着严重的滞后性,无法应对新型的犯罪类型,部分内容与国家制订的刑法存在矛盾和冲突。因此,必须在遵照并执行国家刑法的前提下,合理运用蒙古族刑事习惯法的积极因素,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处理好社会生活、生产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纠纷。

人权保障视野下刑事制定法与刑事习惯法的“互养式互动”模式

刑事习惯法在人权保障中扮演着“维护者”和“破坏者”的双重角色。国家法单纯对刑事习惯法进行改造或者予以宽容都不能解决刑事制定法与刑事习惯法的协调问题。应当建立一种刑事制定法与刑事习惯法的“互养式互动”模式,一方面在刑事制定法的制定过程,应密切关注民间知识和民间智慧,通过制度细节吸收刑事习惯法,另一方面刑事习惯法要根据刑事制定法的基本原则和行为标准自我调适。同时,在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中将刑事习惯法考虑进去,给刑事习惯法留下合适的空间,适当扩大自诉罪名范围,刑事和解中也适当参照刑事习惯法来作为判断依据。通过“互养式互动”模式形成合理的法律机制,最大程度地消除刑事习惯法在人权保障中的消极性,释放刑事习惯法的正能量。

对“排斥刑事习惯法”的再认识

罪刑法定作为刑事法治体系中的一个基本原则，从民主主义、权利主义等理论基础出发，推导出了“排斥刑事习惯法”的结论。然而通过对罪刑法定主义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内涵进行梳理后，可以发现对“排斥刑事习惯法”这一罪刑法定基本内涵之一的正确理解应该是：在直接法源上和入罪加刑上排斥刑事习惯法。

刑事习惯法之司法适用研究

在当今刑事制定法占支配地位下,刑事习惯法始终处于一种边缘状态。但是,其在民族地区刑事法治建构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一种真实而有效的实然存在,尤其在解决民族地区刑事纠纷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是故,首先摆出刑事习惯法司法适用之现状,指出其司法适用之依据与识别,进而将其引入司法实践,对其进行程序设计。

黔东南苗族传统刑事习惯法与刑法的冲突及调适

黔东南是苗族人口聚居地,苗族群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人人自觉遵守的、具有约束力的解决刑事纠纷的传统刑事习惯法。黔东南苗族传统刑事习惯法规制的范围广泛,主要包括危害公共安全行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行为,侵犯财产权利行为等方面的传统刑事习惯法。黔东南苗族传统刑事习惯法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内涵、刑法规制行为范围和刑罚权都存在着冲突之处。为实现黔东南苗族传统刑事习惯法与刑法冲突的调适,应强化国家法的宣传和教育,增强苗族群众利用国家法解决刑事纠纷的法律意识;保留良性传统刑事习惯法,坚决摒弃侵害人权、与刑法相冲突的非良性刑事习惯法;在国家法框架下革新苗族村规民约,使其成为推动国家法在苗族地区施行的重要载体。

法治中国视域下民族习惯法的流变与进路——以贵州苗族刑事习惯法为例

本文概述了民族习惯法的发展,审视了民族习惯法在国家法治中的地位,阐述了贵州苗族刑事习惯法的法治发展现状,探析当代法治背景下民族习惯法的发展路径:全方位发挥民族习惯法对国家法治的衔接;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民族法律法规体系,加强与诉讼法学结合的研究,实现民族习惯法对国家法治的实践补充,建立健全民族习惯法在国家法治体系运行中的配套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