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刑事合规的模式构建

检察院主导的企业刑事合规改革主要关注审查起诉阶段的出罪机制,对审判阶段法院的协商矫正功能研究不足。域外法院在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机制中的角色可归纳为分层参与模式、强势参与模式和弱化参与模式。参考域外经验,可采用刑事一体化理论,构建以企业合规为核心的,涵盖前端预防功能为主和后端协商矫正为主的刑事合规、兼顾裁判和执行双层机制。法院在审前转处、定罪量刑和刑罚执行阶段结合刑事合规计划及整改情况,作出有针对性的裁判内容和弹性执行方式。同时,完善刑罚内容及种类,结合刑事裁判内容及执行情况,改造刑事裁判的方式、司法审查及裁判标准。整合实体与程序因素,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刑事出罪及量刑宽缓体系。

重大涉案企业刑事合规中分案处理机制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其中依法治企是依法治国的微观部分。合法合规经营是我国企业长期发展的关键,无论是参与国际交流还是进行跨国上市活动,或是在国内发展,都需要在企业合规构建的法律、政策、交易习惯的企业合规网络内从事经营活动。我国的企业刑事合规仍处于起步阶段,未建立完备的相关制度,在涉企犯罪中存在一些理论性和程序性问题。通过探析分案处理机制在刑事合规中的适用,即将单位犯罪中的企业与自然人分别进行调查和提起诉讼,在企业暂缓起诉或附条件不起诉期间,运用合规整改考察措施改善企业内部治理,最大限度避免刑事处罚导致的“水波效应”,以推动企业良性发展。

企业知识产权刑事合规适用的检视与探索

知识产权制度保护客体进入“安全与发展权”阶段,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国家安全体系中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适用企业知产刑事合规,有利于维护知识产权市场竞争秩序和企业利益,防范企业刑事风险、预防犯罪。为应对检察机关在知产案件办理中综合履职能力和专业水平的阙如,完善企业知产犯罪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畅通刑事合规不起诉前后的行刑衔接,以能动司法持续监督涉案企业知产刑事合规公平合理运行。应在抽象的刑法学理论中找到相契合的逻辑依据,为涉知识产权案件企业刑事合规的完善适用提供理论支撑。进而支持检察机关积极能动履职、发挥知识产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采取企业和个人责任分离处理模式,以统一的知识产权案件合规监督评估机制等强化行刑双向衔接。文章在对我国知识产权企业合规实践样态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指出现存的争议问题,找到企业合规刑事政策选择的理论支撑,并提出知识产权案件刑事合规的完善进路。

论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改革

不同诉讼阶段中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改革的表现及相关问题各有侧重,具体分为:法院如何审查以合规有效性为基础的量刑建议等实体问题,如何面对分案处理、撤回起诉和延长审限等程序问题,以及法院参与限度等基本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是,法院应以优化民营经济法治环境为目标,作为事实裁判者适度穿透合规、作为工作协调者与检察机关联动推进合规。法院参与合规的具体路径如下:检法协作建立以服务审判为导向的、相对统一的合规启动、建设、评估与验收标准;法院参与合规验收工作,构建以合规考察书面报告为核心的多元证据审查体系,提高合规有效性实质审查能力;在现行法基础上审慎应对程序问题,确保法院参与合规科学、规范和高效。

企业刑事合规的法院审查

企业刑事合规建设不是检察机关的“独角戏”,需要审判机关的积极参与。企业刑事合规的法院审查具有重要法治意涵,不仅可以改变企业刑事合规改革“中间热、两头冷”现象,而且可以更加有效预防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同时,也有利于推进企业刑事合规司法审查的实质化。因企业刑事合规而不起诉、免除处罚、判处缓刑或从轻、减轻处罚等,属于刑法上的实体判断。对于实体问题,必须经由人民法院的实质审查才能得以确立。企业刑事合规的法院审查模式建构涉及程序与实体两个维度。在程序上,企业刑事合规法院审查有被动审查与主动审查之分,并在庭审程序上呈现出普通审理与合规审理两个阶段。法院在对企业刑事合规进行实质审查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案件类型及其轻重等考量因素,分别选择免除处罚、判处缓刑或从轻、减轻处罚等量刑结果。其中,法院因企业刑事合规而对被告人减轻处罚,需要报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在实体上,企业刑事合规的法院审查必须明确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界限,并认真对待企业合规宽宥责任适用的除外类型,以严格维护刑法上的罪责原则。

企业刑事合规正当性的质疑及其消解

自“中兴事件”以来,企业刑事合规逐步进入我国法律视野,对此司法实务部门和法律理论界已经进行了广泛的试点和充分的研究。但该制度对企业犯罪处置的正当性仍然存在僭越刑事法定原则、与单位犯罪基本理论不符以及偏离司法公正理念等争议。企业刑事合规可以在企业面临司法机关审查起诉时,帮助企业否定犯罪故意、切割企业刑事责任以及修复企业犯罪侵害法益;同时企业刑事合规契合预防单位犯罪的目的,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

法治化营商环境视域下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改革探索

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离不开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改革,两者之间存在法理的正当性、价值追求相同和权力制衡的需求。但现阶段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改革仍存在法律规范依据阙如,参与的角色定位不明晰,与检察机关的衔接不畅等问题。应在实体法和程序法加以完善,厘清法院参与改革的角色,畅通与检察机关的衔接机制,推进繁简分流制度改革,逐步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涉案企业刑事合规制度。

企业刑事合规的刑事理论壁垒及其破解

企业合规是先实践探索后理论建构的制度。随着企业合规改革的全面推进,刑事合规与传统理论和法律制度之间存在的冲突日益凸显,具体包括实体法层面上适用企业合规的犯罪主体和责任主体不明确、程序法层面上合规出罪的原因和方式存在质疑、检察机关配套政策不健全、公安机关和法院配合不足等问题。现有研究主要着眼于各部门法内部的解决方案,应从跨学科和立体的刑事一体化视角出发,提出破解企业刑事合规理论壁垒的实践路径:一方面,以在刑法中增设企业全面履行合规义务的出罪事由为基础;另一方面,以刑事诉讼法中量刑激励模式推进涉罪企业合规整改为补充。同时,完善检察机关相应考评制度,凝聚公检法三方合力、检法协同,进而推动企业刑事合规理论化、制度化、规范化。

司法主导下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外部实践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已经有了初步理论成果及实践经验,司法机关也进行了有针对性地试点工作。但是应用于环境保护、污染防治领域的企业合规之刑事化趋势的研究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环境刑事合规制度建设仍然缺失且司法联动协调不足。这些因素都导致我国刚刚开展企业环境刑事合规方面的实践,现仅存在一些检察机关为主体的司法判例。而针对于检察机关为主体的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司法判例更加微乎其微。此类困境明确表现出当前合规制度建设中外部实践路径的不足问题,故应当从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司法实践路径为角度进行探讨,初步探究统一合规标准、推动司法联动的解决措施,以期加快合规制度的内外合力构建。

中外刑事合规适用企业规模的差异与思考

刑事合规作为治理现代企业犯罪的有效手段,已经被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广泛应用并形成了各有特色的合规制度,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近年来随着我国严格主义刑事政策的消解,宽缓主义刑事政策的兴起以及对营造优质营商环境的需求,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3月在上海、山东、江苏等六家基层检察院开展合规试点;2021年4月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十个省份27个市级检察院、165个基层检察院。刑事合规也逐渐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应对企业犯罪的重要手段。在刑事合规进行地如火如荼的今天,司法实践中反映出的许多问题如刑事合规制度在程序法上的路径以及刑事合规对象的选择也应引起我们的思考。本文拟从刑事合规对企业规模的选择问题上进行探讨。

企业刑事合规的机制和路径研究

企业刑事合规既是现代企业治理的基本方式,也是企业防范法律风险和获得司法激励的重要条件。促使企业刑事合规的内部机制是企业自律,外部机制是对合规企业处罚上的激励措施。内部机制起到了预防监督企业犯罪的作用,而外部机制使企业得到了司法从宽处理的机会。企业的刑事合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具体包括规范体系建设、从宽激励机制建设和监督评估机制建设,因而需要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等多主体参与并发挥好各自的主导功能。

信用监管融入企业刑事合规的路径探究

当前检察实践中涉案企业合规存在合规建设滞后,合规信息不畅通和合规标准不明确等问题。信用监管以信用标准化为引领,以信用考核为主要方式,强调行业信用的体系化建设。在企业刑事合规中融入信用监管不仅能实现治理模式转变,为开展企业合规工作创造有利条件,也能检验企业合规成效,为企业刑事合规提供综合性信息支撑。应当建立统一的合规信用监管平台,对合规信用信息进行归集处理,强化合规信用监管的“行刑”衔接。

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改革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完善建议

刑事合规制度是监管企业的规范制度之一,企业只有做到全面严格践行刑事合规的立法规范制度,其正当经济利益才会获得更加可靠的保障。在当前企业合规经营制度实现全方位改革的总体环境下,刑事合规的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保障制度亟待促进获得应有的调整,旨在促使企业形成更加稳定的竞争实力提升。因此,本文重点探讨了刑事合规制度运用于企业管理经营过程的必要性,促使刑事合规的制度体系实现更加完善的改进。

企业刑事合规实践探索的适用问题研析

在我国语境下,为求概念的精确,建议合规实践的称谓采用完整的表述“涉罪企业刑事合规”。民营企业的刑事合规应该是企业刑事合规试点实践中的重点场域。企业刑事合规的适用条件包括犯罪类型、罪量程度、认罪认罚、合规承诺、企业规模等方面。企业刑事合规实践中对单位犯罪的认定要注意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企业内部在案发前的预防性合规计划不能作为单位犯罪的免责事由。对于企业刑事合规实践,需要建立完善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建议完善现有相关法律规定,设立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

企业刑事合规本土化的现实困境及化解路径

企业刑事合规是新时代国家与企业合作治理的现代公司治理新模式。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的本土化面临刑事合规制度的理论根基匮乏、“放过企业,严惩责任人”的刑事合规理念出现偏离等困境。究其缘由,除现有规范供给不足外,我国刑事合规适用的对象范围相较于域外发生错位,以及我国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与刑事合规制度的引入尚存在衔接不畅等问题。将“基本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作为刑事合规适用对象范围的实质限定条件,同时结合司法实践立足于“两个主体说”的立场对单位犯罪的处罚条款重新审查作出合理解读,实现企业责任与个人责任的分离,以此扭转实践中“双放”的错误刑事合规价值取向。此外,我国的单位刑事责任论现阶段无需重构,将企业责任视为合规责任的观点应是未来我国企业普遍形成合规文化时的理想选择。当下亦亟须完善刑事立法供给,增设合规不起诉的特别程序,补充刑法层面的合规“恩惠”规定,为刑事合规提供稳固的教义学理论根基。

企业合规的本土化演变——从企业刑事合规到企业“大合规”体系

企业刑事合规制度从理论层面发端于移植或借鉴美国“企业守法计划”等域外经验,早期以“合规不起诉”为内容,但从制度理念和目标的角度来看,作为新时期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容,显然并不能止步于此,而是演变为对建构符合本国国情的企业“大合规”体系的探索。企业“大合规”体系的价值包括:从新型社会治理角度,是出于预判式防范法律风险和预防犯罪的目的;从企业营商环境的角度,是以回应式治理,整合多方共治优化营商环境;从企业经营发展角度,是企业以管理风险的方式主动有效地防控法律风险。从刑事合规到企业“大合规”体系本土化演变的探索包括以下内容:适用范围从以大型企业为范本到我国以中小微企业为主的实践转向;适用机制从刑案处置的“轻罪不起诉”或“认罪认罚”到构建全程回应型规制和执法机制;适用主体的作用从牵头、负责合规工作到组织、协调合规各方力量;适用目标从“形式”合规到“有效”合规。

公民参与企业刑事合规的法理基础、经验模式与制度完善

公民参与企业刑事合规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基础。公民参与企业刑事合规对实现司法民主和司法公正、提升司法能力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我国目前的公民参与企业刑事合规经验模式,可以分为以人民监督员参与为代表的“大众参与”模式,以第三方监管人参与为代表的“专业参与”模式,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的混合型参与模式。我国企业刑事合规中公民参与面临着参与主体单一、参与范围狭小和参与效力不足的实践困境。为了充分实现公民参与企业刑事合规的价值目标,应以人民监督员制度为支点,推动公民参与企业刑事合规主体多元化、范围全面化和效力实质化,促使公民能够有效地参与企业刑事合规。

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比较借鉴和本土构建

美国企业适法计划发端于美国企业刑事责任中“雇主责任”背景,而我国刑法的“单位犯罪”与美国企业刑事责任存在很大差别,虽然理论界对美国企业适法计划的推介激发了中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理论演进与实践生长,但也有观点对企业刑事合规的实践探索提出质疑与批评。因此,要进一步推进夯实制度建设,完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本土构建。通过对中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与美国企业适法计划进行比较,分析二者在制度背景、制度依据、制度架构方面的区别。同时作为中国实践问题,需要对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适用对象、适用范围、适用流程等多方面要素进行探讨,明晰目前我国实践探索中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依托已确立的诉讼制度和机制,通过对企业刑事合规体系进行评估判断,引导企业进行自我约束,给予企业多元化的救济途径,以减少企业涉刑对无辜第三方和市场的影响。

企业刑事合规的中国经验

合规在企业自律上的治理淡化而导致风险升级,由此合规行政和解激励和合规刑事激励倒逼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企业去犯罪化而诚信经营,这是以一种合作式理念来替代传统的注重惩罚的对抗式理念。为了能让犯罪的企业起死回生持续经营,我国由检察机关首倡的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试点工作主要是在公诉环节引入企业合规激励机制,构建企业刑事合规的程序出罪路径。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的实践探索,多是在轻罪案件中采用与合规挂钩的酌定不起诉模式,有少数重罪案件采用附条件不起诉模式;企业刑事合规试点实践主要针对我国的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呈现“双不起诉”的现象。在试点推进和制度构建上,可以对重罪和轻罪案件分别采用不同的激励措施,要求大型企业、中小微企业分别采取相应的合规整改措施,准确界定检察机关介入企业合规的边界,制定完善合规监管人制度和合规考察期制度,将合规出罪纳入到更广泛的合规从宽模式之中,借助企业行政合规推进企业合规管理的常态化和经营正常化。

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问题研究

在企业刑事合规改革中,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建立立足于解决对涉案企业进行合规监管的问题。第三方组织监督评估的实质不仅是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参与刑事司法,也是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体现。第三方组织监督评估具有客观、中立、专业等优势。在第三方监督评估过程中,第三方组织承担审查合规计划、监督合规计划实施以及评估合规整改情况的职责,检察机关对第三方组织履职进行组织、指引及监督。目前在制度层面,仍需进一步优化第三方组织的责任承担形式,平衡检察机关主导地位与第三方组织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并从回避机制、合规考察书面报告的争议解决以及程序公开等角度完善第三方组织监督评估的运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