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判决书事实认定说理问题研究

判决书作为“看得见的正义”的直接载体,其说理问题的研究日益得到重视并向类型化深入。由于学术研究存在对法律适用说理的偏向,有必要加强对比之更具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事实认定问题的关注。通过实证研究,对刑事判决书事实认定说理存在的说理缺乏逻辑性、说理缺乏针对性和量刑事实说理缺失等问题展开技术和体制两个层面的原因分析,进而从说理内容和文书格式的内部完善与法官选任和文书公开等外部保障角度探寻对上述不足的改进路径。

论刑事判决书的说理

刑事判决书说理能够增强判决的实效性,规范诉权的行使,有效制约法官裁判权,从而实现裁判的公正性,因而具有必要性。由于主要法律渊源、陪审制度、判决书制作者与署名方式等方面的差别,两大法系在判决书说理方面存在差异。虽然,我国刑事判决书说理方面的改革在不断进行,但目前还并不如人意。应在判决理由个性化、量刑理由和程序法理由阐释以及判决书制作者公开这些方面继续加以完善。

美国刑事判决书之目的原则视角解读

目的原则为判决书的语用分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它对判决书的目的意义与目的层级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交相辉映,共同组成判决书的目的实现手段。判决书的目的以地位和权势为依托,而判决目的的实现及其实现程度又是权势的证明和加强。对美国刑事判决书进行目的原则视角的审视,有助于我们对美国判决书中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的理解和司法借鉴。

庭审实质化视角下刑事判决书的罪刑说理

实现庭审实质化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重心和落脚点,其对刑事判决书罪刑说理的内容和方法具有积极影响;同时,充分与透彻的罪刑说理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倒逼庭审实质化。定罪说理是法官对从证据到事实再到结论的逻辑演绎过程的恰当诠释,其体现了法律解释的正当性、事实认定的正确性和结论形成的合理性。量刑说理是精细、明确量刑的全景展示,因此,刑事判决书需要具体描述量刑事实、情节及其与量刑结果的影响关系,评判量刑建议与意见,丰富量刑说理的内容,展现法官量刑心证形成的过程,体现量刑程序的正当性,彰显量刑理性与人文关怀。刑事判决书样式重构对于体现庭审实质化的审判模式和罪刑说理科学化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我国刑事判决书“首部”的规范化——以“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1(1999)”为例

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为例,对我国刑事判决书“首部”的规范化问题进行了探讨,并结合我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及美国、德国的刑事判决书首部的对比,提出了我国现行刑事判决书的首部的改进建议。

两岸三地刑事判决书语言程式度比较研究

本文从语言程式度的角度比较中国两岸三地的刑事判/裁决书的特点。从语篇与语言综合角度分析,其程式度序列为:内地>台湾>澳门>香港。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是所属法系不同,内地、台湾与澳门因属大陆法系而程式度高;香港属英美法系而语言程式度相对低一些,个人风格突出。在强调建立和谐社会的今天内地判决书汲取其他三地判决书的长处势在必行。

中美刑事判决书的修辞论证比较

法律与修辞相伴相生,修辞不是调整语辞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修辞建构了法律。刑事判决书的修辞论证手段包括理性论证、情感论证和人格论证,其中,理性论证是判决书说服力的主要依托,情感论证和人格论证则是必要凭靠。三者有机结合以寻求判决书最大限度的可接受性是中美判决书共同的修辞目的。但由于受不同法律体系、社会文化传统、语言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中美法官在判决的修辞论证中展示出不同程度的主观能动性,表现在理性论证如论证结构与风格、叙事剪裁、推理过程以及情感论证和人格论证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该研究不但为法律语篇的修辞学和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而且有助于深化我国司法判决书的改革,提高司法判决的公信力。

浅议刑事判决书的说理

司法活动的一大特征在于书面性 ,全部审判活动最终必须体现为确定的裁判文书。而不说理的裁判无以成其为裁决 ,说理不到位的裁决无以使人信服 ,说理是贯穿于整个裁判文书的核心内容 ,也是当前裁判文书制作中的薄弱环节和难点 ,强化裁判文书的说理 ,也是提高刑事判决书质量的关键所在。

两岸三地刑事判决书语言情感度比较

导入语、判决语、引用语三方面所用语言情感色彩在两岸三地刑事案判决书中是不同的。刑事判决书语言的情感序列为:香港>澳门>台湾>内地。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传统文化与法系影响;对法权实现途径的语言认识;语言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体现的人文关怀。内地刑事判决书应当汲取港澳台三地刑事判决书的长处,为建立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论刑事判决书说理与法官释法权的衔接

学者多从刑事诉讼法学的角度探讨刑事判决书说理性的不足,但从刑事实体法上看,其实质上内含着刑事法官解释权的运用问题。法官审理、裁判案件的过程既是适用法律的过程,更是对案件事实和法律规范做出详细解释的过程。结合案件事实明确法律文本的真意是法律解释的本旨,而刑事判决书对判决理由的陈述就是展示这一解释过程的载体。由于我国刑事法官一直不享有法律解释权,体现在刑事判决书方面即是对案件事实及适用法律理由的解释、论证不足,判决书说理性差。如果法官能够主动运用法律解释权,那将对于加强刑事判决书的说理性和提升法官素质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刑事判决书与禁止令——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点

刑事判决书与禁止令是法律文书的两种文体,是反映诉讼过程的文书,是诉讼的文字凭证。禁止令依附刑事判决书而产生,刑事判决书解决的是主体问题,禁止令解决的是附属的问题。从目前效益看,刑事判决书与禁止令在司法实践中有两者合一的可能性,即禁止令可以在刑事判决书中体现。从长远看,刑事判决书与禁止令应是法律文书的两种文体,要分别制作。

中美刑事判决书说理语用策略对比研究

判决书说理一直是法学界关注的焦点,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均要求法官在判决书中陈述判决理由。判决书说理不仅涉及法律推理,也关系语言使用,因此引起法律语言学者关注。基于评价理论和语言顺应论,通过对比研究中美刑事判决书说理语用策略发现,中美刑事判决书说理在运用语用策略——介入资源时表现出三方面差异,而这些差异是对法官社会角色、权力与平等关系、法官法律信仰与具体意图以及受众心理等因素积极顺应的结果。

刑事判决书的语用诠释

刑事判决书不是一个静态的"单向"文本,在语用学的视角下审视判决书,可以发现它是一个包含判决书书写者与判决书受众之间互动的"双向"语篇。判决书中的语言受到特定的法系环境、社会距离、权势关系、权利和义务等语用参数的影响。对判决书文本中典型语料的分析,证明语用学理论对判决书话语的使用和理解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进而证明了语用学视角是研究判决书语言的一种可操作的分析进路。

中国刑事判决书的人际功能研究

刑事判决书是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依法制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文书。刑事判决书用于处理刑事案件,因而有其自身的特点。本文基于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对汉语刑事判决书各组成部分的人际功能进行了分析。

论犯罪事实叙述的苟简及其修正——以我国刑事判决书为例

我国当前刑事判决书中犯罪事实的叙述存在苟简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省略对犯罪目的的叙述、概括对犯罪地点的叙述和简化对犯罪行为、犯罪方法、犯罪经过的叙述。叙述犯罪事实的繁简标准是由判决书的本质特性和犯罪事实的实用功能决定的;犯罪事实的叙述模式受到传统制作理念和现实制作条件的影响;侧重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和我国古代判词制作的相关经验。

《法院诉讼文书样式》中《刑事判决书》格式评介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下发的新的《法院诉讼文书样式》（1993年1月试行），这是人民法院为加强审判业务建设，提高法院诉讼文书质量，改进和规范法院诉讼文书的内容要素与格式，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刑事判决书说理的评价资源分析

刑事判决书说理是司法改革推进的重点之一,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需要。刑事判决书说理不仅要求具有严谨的法律逻辑推理,同时也需要具有一定的语言技巧。法官在刑事判决书中使用了大量的评价资源来揭露被告人犯罪事实,论述裁判理由并作出相应的判决。评价资源的态度系统、极差系统和介入系统的使用增强了刑事判决书说理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可信性,进而提高了司法审判的公正性。

浅谈“法官教育词”与少年刑事判决书的人性化

少年审判工作实践中,对裁判文书教育功能的挖掘和重视不够。在少年刑事案件判决书中附“法官教育词”的作法,是少年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产物,是贯彻“寓教于审,惩教结合原则的新的探索。

在刑事判决书中描述犯罪人心理问题初探

司法机关在侦查、起诉、审判犯罪行为的过程中,除应关注犯罪行为、行为后果等客观方面外,还应当关注犯罪人的心理活动这一主观方面,如此才能做到全面了解案情和准确定罪量刑。当前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重视犯罪的客观方面,而轻视犯罪人主观心理活动的问题。鉴于此,应将对犯罪人心理的关注落实到司法活动的全过程,最重要的措施是在刑事判决书中对犯罪人的心理进行描述,并在量刑环节予以充分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