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刑事印证证明的误解与澄清

印证是从属于自由心证的证明过程,既无法涵盖所有的犯罪类型,也无法适用于所有的待证事实,故无法成为与法定证明、自由证明相并列的一类新模式。但作为方法,印证证明仍然具有重要地位,实践中被广泛诟病的虚假印证、误解印证等不符合印证要求,故冤假错案也不能归咎于印证本身。实践中,印证证明与证明标准混同的问题突出,事实上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呈现方法和目的的关系,方法自然不同于目的,但方法是达成目的的手段,目的是方法努力的终点。因此,尽管印证具有提升裁判者心证的积极意义,但不能人为拔高至证明模式的程度,在实践中既要反对意图抛弃印证的“冤假错案成因论”,也要反对过度崇尚印证的“证明标准等同论”。

刑事印证证明的实践反思与规范展开

印证证明从属于自由心证,现有的印证规范覆盖面不足,故印证既非证明模式,也非证明规则。有效印证既要考虑印证的前提条件,也要考虑单一证据的可靠性,还要考虑逻辑经验的实质检验,故不宜将错误印证导致的冤假错案归咎于印证本身。印证证明不等于证明标准,故证明标准印证化和印证证明标准化都是不可取的。为正确适用刑事印证,建议将“多元论”作为理论基础,将“提升证据证明力”作为价值基础,并坚持“严格印证”与“宽松印证”相结合,“由证到供的证供一致”与“由供到证的供证一致”相结合的具体适用原则。

刑事印证证明方法的实践运用探析

刑事印证乃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证明方法,但不宜夸大为证明模式,必须承认刑事印证并不完美。就刑事印证的程度,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抽象印证与精细印证的不同理解,事实上,刑事印证在范围上应采“核心事实和关键情节说”,即只要证据之间在核心事实和关键情节上能够相一致或相契合即可。至于具体判定,则应以“定罪和法定量刑情节事实说”为标准,就酌定量刑情节事实、程序性事实等,则没有必要强加印证。办案中坚持刑事印证的适度化,既要反对程度上的概括印证、基础上的形式印证等抽象印证现象,也要反对细节过度和地位过度等过度印证的不当做法。

刑事证明中的“印证”限度探析

刑事证明中的“印证”关乎证明标准,但在实践中,对于证据确实的把握存在争议,比如,言词证据之间部分内容未能印证,能否认定证据“确实”?证据“充分”,是否要求所有证据均得到印证?印证并非重合,应允许证据间的合理差异;“充分”不等同于全部,部分情节的认定可采信单一证据。印证还适用于证据证明力以及证据能力的判断,在面对证据矛盾时,不能一味存疑而应根据经验法则予以取舍。判断证据能力时,应实现从静态印证到动态印证的转变。

新时期再论刑事公诉证明标准的重构

证明标准乃证明过程的结果,而印证证明乃达成证明标准的过程,可见“证明标准”不等于“印证证明”。从诉讼逻辑看,刑事公诉证明标准应低于刑事裁判的证明标准,这既有利于防止刑讯逼供和减少无罪羁押,又有利于维护检察权威和审判权威。新时期,伴随司法改革的推进,公诉权的滥用既缺乏动力机制,又容易被智能化的信息系统所捕获,而且还可能面临内部考核压力,乃至终身追责的风险,可见以往对公诉权滥用的担忧已不能成立。刑事公诉标准应当采“降低说”,即融合了主客观要素的“预期定罪高度可能性”的标准,这不仅与我国的诉讼结构相契合,而且更加符合司法实践。

刑事印证之研究

刑事印证具有证据的多数性、印证性、可重复检验性、客观稳定性和视野的整体性等特征,其实践形态有全面与部分印证、概括与细节印证、肯定与否定印证、普通与关键印证之分;证据间的合理差异不影响主要印证事实的认定,但需要查明差异的原因;可从四方面判断印证是否真实: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指供诱供、串供情况、证据印证的具体情况、证据取得的具体程序、印证内容是否违反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要善于发现关键印证,有效运用其在认定案件事实中的作用。

刑事印证初论

刑事印证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主要证明方式,它具有层次性;刑事印证的表现形式为证据链,核心为证据联结点;证据联结点的差异有合理的差异和非合理差异、重要的差异和非重要的差异之分,证据间的一致有实质一致和虚假一致之别;对既具有间接证据也有直接证据的一般刑事案件,要求达到全案证据链的完整性即可,对全部据间接证据定案的案件,则要达到证据链的闭合性。

刑事印证规范解读:从证明方法到证明规则

虽然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刑事印证已经进行了广泛、持续的讨论,但并未从规范视角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一些关键的理论问题因此无法达成共识。对刑事印证进行规范分析可知,印证最早作为一种证明方法在司法实践中出现,随着相关法律与司法解释的颁行而逐渐发展成型。刑事证明的严格性、自由心证的规范化与经验法则的可视化是刑事印证存在的理论基础。而在相关规范增多且渐成体系之后,刑事印证已从一种证明方法转变为证明规则,但尚不构成一种证明模式。现阶段,刑事印证可适用于证据证明力、证据能力与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认定。在不同适用领域中,刑事印证的正当性基础、规范样态与具体构造亦不相同。

刑事印证初论

刑事印证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主要证明方式,具有层次性。刑事印证的表现形式为证据链,核心为证据联结点。证据联结点的差异有合理的差异和非合理差异、重要的差异和非重要的差异之分,证据间的一致有实质一致和虚假一致之别。对既具有间接证据也有直接证据的一般刑事案件,要求达到全案证据链的完整性即可,对全部依间接证据定案的案件,则要达到证据链的闭合性。

刑事印证的概念限定与功能反思

概念模糊是目前刑事印证理论的首要问题,解决之道要从两个层面入手。首先,要限定印证关系,明确其仅指证据间的关系,而不包括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直接证明关系,并将各个证据“信息源独立”且“证明指向同一”作为成立印证关系的前提。其次,要限定印证在刑事证明实践中的方法、标准、规则、模式等不同定位。刑事印证功能体系具有功能“叠加”的特点,存在功能超载的缺陷。对此,首先应当破除对印证方法证明功能的轻信,然后基于自主性功能与非自主性功能的区分,对印证方法、印证标准、印证规则的功能给予更为技术化的重新阐释。

“反弹琵琶”:逆用刑事印证规则推翻诈骗指控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证据之间相互印证是人罪的前提,而出罪没有明确的规定。与此相应,辩护律师往往较为注重印证规则在“拆房子”中的应用。如果辩护律师能主动承担更重的证明责任,加强对证据之间关联关系的分析,使其辩护观点得到相互印证的证据支撑,就能够有效地提升辩护实效。“反弹琵琶”,即刑事印证规则在辩护工作中的逆用。

中小学校园欺凌刑事证据适用的困境与对策--以“多元求真印证”为主线

中小学校园欺凌具有隐蔽性、持续性、复杂性等特点,可能涉及财产侵犯与人身伤害类犯罪和精神损害与信息网络型犯罪。在刑事诉讼的严格印证模式下,相应的刑事证据适用仍存在诸如客观证据的取证和认定困难、言词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阻却事由、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效力局限等困境。为了达成校园欺凌刑事证据适用过程中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的衔接契合,可采取以“多元求真印证”调适刑事证据适用原理、增益客观证据的采纳采信保障机制、补强并规范言词证据的适用标准、完善社会调查报告的程序内容等对策。

刑事证据印证规则的法理基础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印证的规定构成了刑事证据印证规则的正式法律渊源,非正式法律渊源包括司法实践经验、学者学说以及追求公平正义、客观真相的理念等。从诉讼阶段和运用主体来看,刑事证据印证规则适用于审判阶段裁判者对案件事实的推理过程;从证据类型来看,刑事证据印证规则既适用于间接证据,也适用于直接证据。适用刑事证据印证规则,有利于实现实体正义,保障程序正义,提升诉讼效率和优化司法资源配置。适用刑事证据印证规则的法律效果包括对法官认证活动和构建案件事实过程的约束力及法官运用该规则认定案件事实所产生的法律效果。

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四个基本问题

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规则形式随着人类司法的发展由"开放性规则+限制性规则"转变为单纯的开放性规则,即当刑事证明充分性有需要时,至少应当有一个独立来源的补强证据。其证明结构为收敛结构,主要包括待证事实、主证据以及补强证据(或中间事实)三个元素。刑事补强证据规则作为保障证明充分性的证据规则,与"孤证不能定案规则"、"刑事印证规则"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与"孤证不能定案规则"在规范内容、运行机理以及证明结构三方面存在区别,而与"刑事印证规则"在规范内容、运行机理以及与刑事证明标准的关系三方面存在区别。

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再辨析

正确厘清刑事补强证据规则与其他证据规则之间的关系,既是其有效适用的前提,也是系统化构建刑事证据规则体系的基础。虽然该规则与孤证不能定案规则、刑事印证规则、瑕疵证据补正规则均有一定的联系之处,但也存在不同之处。刑事补强证据规则与孤证不能定案规则的区别主要在于立法目的与适用方式两个方面;与刑事印证规则的区别主要在于适用对象、适用方式以及与证明标准的关系三个方面;而与瑕疵证据补正规则的区别主要在于适用对象、适用方式以及适用结果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