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虚拟币犯罪刑事取证的困境及对策

数字时代来临,伴随货币虚拟化,刑事犯罪形式随之变化。为打击犯罪,固定证据,刑事取证亟须变革。但当前诉讼体系中取证主体规范化桎梏,取证内容上犯罪信息追踪困难,犯罪数额难以认定,且有效固定电子证据的方式匮乏,因而以虚拟币犯罪为切入视角优化刑事取证制度尤为重要。为解决上述困境,可从构建电子证据分类分级,加强国际警务合作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加速推进刑事取证制度变革。

新律师法实施后律师刑事取证权的保障问题

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调查取证权在法律上已不是问题,但是律师们基于潜在的职业风险在实践中却不敢使用,这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具有民间调查的性质,不具有强制性,有关单位和个人并无向律师提供证据和作证的义务,因此律师调查取证仍需经过被调查人的配合或同意,否则难以实施;律师的申请取证权如要得到落实,必须赋予律师取证申请以法律效力,明确法院拥有强制取证的权力,给予律师必要的权利救济等;为了强化辩方的取证能力,化解律师职业风险,应当允许律师聘请私人侦探代为刑事调查取证。

新律师法背景下律师刑事取证权的保障

律师享有刑事调查取证权,但大部分律师在实践当中仍不敢使用这项权利。文章对我国各阶段律师取证权的现状加以阐述,进而分析出在新的律师法之下应该怎样保障律师取证权。同时,还针对2012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新修正案》当中对于律师取证权的相关条款进行说明,旨在优化当前法律体系,完善律师取证权利。

新《律师法》实施后的律师刑事取证问题

新修订的《律师法》实施后,律师的调查取证权面临着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和协调问题以及权利保障问题,这些问题若不解决,律师调查取证难的现状将依然存在。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调查取证权在法律上已不是问题,但是律师基于潜在的职业风险在实践中却不敢使用,这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具有民间调查的性质,不具有强制性,有关单位和个人并无向律师提供证据和作证的义务,因此律师调查取证仍需经过被调查人的配合或同意,否则难以实施。律师的申请取证权如要得到落实,必须赋予律师取证申请以法律效力,明确法院拥有强制取证的权力,给予律师必要的权利救济等。为了强化辩方的取证能力,化解律师职业风险,应当允许律师聘请私人侦探代为进行刑事调查取证。

从相互协助到相互承认——欧盟刑事取证立法变迁探析

欧盟刑事取证立法建立在两个不同原则上,一是传统的相互协助基础上的立法,一是1999年坦佩雷会议后,相互承认基础上的立法;这两种立法在欧盟范围内并存。从未来发展看,相互承认基础上的立法将逐步取代相互协助基础上的立法。欧盟理事会2008年12月通过的《欧盟证据令》是欧盟在相互承认基础上取代原有刑事取证立法的第一步,对原有立法进行了制度性革新。欧盟刑事取证立法在取得显著进步的同时,在相互承认原则和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等方面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欧盟跨境刑事取证的立法模式

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欧盟及其成员国在打击跨境犯罪和犯罪分子自由流动上存在着共同利益,但要制定一部超越国别的欧盟刑事证据法典依然遥不可期。在跨境刑事取证立法中,欧盟存在着统一规则和相互承认两种立法模式,从现有立法看,后一种模式已成为欧盟立法者的现实选择。在后里斯本时代,欧盟在跨境刑事取证上实现了"超国家"的立法运作,欧盟跨境刑事取证立法存在着两种模式融合的趋势。欧盟的立法经验对中国区际刑事取证立法有重要启示。

刑事取证合法性公证:是否只有现实必要——从李某强奸案律师调查取证行为谈起

相关案例:2002年11月29日18时40分左右,被害人郎某某被强奸.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认定:犯罪嫌疑人为李某某,其收集的能直接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是刘某、郭某、陈某、程某等四人的证人证言.2003年9月10日,山西省某检察院向某法院以李某某涉嫌强奸罪提起公诉.在检察院提起公诉以后、法院开庭审判以前,被告人李某某的辩护律师及其家属申请山西省第二公证处对证人刘某、郭某、陈某、程某四人向其提供的证言进行公证.在山西省第二公证处公证员面前,这四名证人各自提供证言并签名按手印,证言的基本内容是:由于我受不了某某刑警大队的残酷毒打,在侦查机关面前违心地对此案件做了伪证,我的良心受到了谴责.现在我将我知道的真实情况反映如下……(后面的具体内容是犯罪嫌疑人李某某无作案时间).随后,山西省第二公证处分别出具了四份公证书,其主要内容是:"兹证明某某(男,某年某月某日生,身份证号:XXX),于某年某月某日,来到我处,在我的面前,在前面的<证明>上签名、按手印."

海峡两岸刑事调查取证协助机制探讨——以《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为场域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以下简称《南京协议》)构建了两岸刑事调查取证协助机制,但该机制并不完善。影响其成效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两岸刑事调查取证协助主体的复杂性,主要表现为协助主体的多层性和协助主体职权的复杂性;二是两岸刑事证据制度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传闻证据的差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差异、证人保护的差异、证人出庭做证义务的差异等。为深化两岸刑事调查取证协助应着力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协助程序的简化。体现为协助环节的简化和协助方式的简化。二是证据的补强。包括派员调查取证和远程视频取证。三是两岸法律制度的弥合。

刑事电子取证中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研究

网络时代的到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变化,2012年我国三大诉讼法中均增加了电子数据作为法定证据的种类之一。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也滋生了网络诈骗犯罪、网络传销犯罪、网络赌博等犯罪活动,导致公民个人在网上“冲浪”的同时也面临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这就需要侦查机关进行电子取证,而此时也可能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所以,在电子取证背景下如何识别电子数据中属于公民个人信息,如何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是本文需要讨论的问题。

我国刑事电子证据取证制度的完善构想

电子数据作为一种新兴的证据类型,有着直观、便捷等诸多优点,但是这种新兴的证据类型,也存在一些缺点,比如电子数据取证对象模糊,取证程序没有规范统一的流程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加以重视。本文重在研究我国刑事电子证据取证并提出一些完善构想。

论刑事跨境取证中的数据先行冻结

网络犯罪的有效打击依赖于及时获取相关数据。在刑事跨境数据取证场景中,数据的高灭失风险与复杂的取证程序之间的矛盾催生了数据保全的客观需求。数据先行冻结作为一项证据保全措施,针对的是具体案件中可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数据,在其存在灭失、损毁风险的情况下,通过先行固定该目标数据以化解上述矛盾。数据先行冻结具有附属性、临时性、保全性、非必要性等特征,其功能主要在于服务后续跨境侦查取证措施,不仅可以与各类跨境取证措施相衔接,同时对于国家主权和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等权益的干预程序亦相对较低,可以有效弱化跨境取证中的规则冲突。在其具体程序建构中,需要国内法和国际法相配合以提供正当性基础,明确其程序要素,并着重为网络信息业者和个人信息主体提供必要的权益保障机制。

论跨境追诉中的辩护权保障——主要以域外取证为例的分析

立足于犯罪控制的核心理念,通过司法协助等途径的域外刑事取证活动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辩护权保障不足的危机,具体表现在刑事司法协助中被追诉人主体地位模糊、辩护权"冲突规范"失灵和辩护权救济缺失三个方面。当前跨境追诉中辩护权保障的国际法实践和国内法实践各有不足,应当在跨境法的框架下,建构以本国刑事诉讼法上的辩护权规定为中心,并关照相关国际条约和被请求国之规定的辩护权保障标准;在相对不审查原则基础上,建构跨境刑事案件的辩护权救济制度。为了提升涉外刑事审判的正当性,促进跨境追逃司法协助工作的顺利开展,我国相关立法和司法应予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