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能动司法:构建“一体两翼”的回应型刑事司法模式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刑事法治发展的根本遵循,最高人民法院重提“能动司法”,为刑事法治发展提供了具体着力点,代表未来的发展趋势。“新时代能动司法”在“能动司法”的立论基础上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科学精神和价值追求,成为司法领域的意识形态。为推动“新时代能动司法”理念落实落地,应构建以案件审理为主体,以司法建议、司法宣传为配套的“一体两翼”回应型司法模式,着眼于服务保障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刑事法治发展达到更高水平。

儒家文化对韩国刑事司法模式的影响——兼论对我国的启示

儒家文化在韩国一直保持了很好的传承,形成了近现代儒家刑事司法模式。尽管受到各种因素的冲击,新近韩国刑事司法模式融入了大量英美法元素,但儒家文化色彩的淡化并不意味着退出,相反,儒家文化引领着韩国稳步地实现了刑事司法模式的现代化转型。我国应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社会主导地位,以儒家文化为立场与方法,将完善司法制度同社会转型结合起来,以创建社会和谐为最终司法目标,以主体视角审视自我需要和其他刑事司法模式,注重局部法律功能与整体法律功能的协调一致,采取适时局部调整与系统整合相结合的立法方法,不断促进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

修复性司法与刑事司法模式改革

修复性司法是指与特定犯罪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共同参与犯罪处理活动的司法模式。修复性司法的公正、效率和人道价值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冲突解决方式的要求基本一致。修复性司法体现了我国刑法追求建立和谐社会关系的目的。

复杂性范式与刑事司法理论模式的演化

刑事司法理论模式同任何理论体系一样,本质上都是一种思维范式。传统刑事司法模式建立在报应主义、功利主义或两者结合的刑罚理论模式基础之上,希冀通过对已然犯罪的均衡责罚或有效预防未然犯罪来实现正义,但20世纪以来,传统刑事司法的实践在控制犯罪、矫治罪犯行为以及对被害人赔偿等方面均陷入困境。近年来,西方国家在对传统刑事司法模式质疑和批判的基础上兴起了恢复性司法运动。恢复性司法在满足被害人需要、促进罪犯回归社会、减少犯罪、控制成本等方面较传统刑事司法体现了一定的优势,但其在克服传统刑事司法缺陷的同时却也暗含着付出更大制度性代价的风险。传统的简单思维模式已经很难为现代刑事司法找到出路,刑事司法的理论和实践唯有采取一种有能力承认对话、循环性和多维性的复杂性范式,运用两重性逻辑,深刻理解刑事司法理论模式合理性与局限性的交织,建构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的互补,创设网络化的刑事争端解决机制,才能在新的平台上实现超越。

法无明文规定下的刑事司法行为模式探析

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刑事司法行为如何进行,是法律实践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本文从理论法学的角度,探讨了法无明文规定情况下的刑事司法操作的行为模式、观念基础与价值取向,并对我国刑事司法相应的改革提出一些建议。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的国际准则与本土化思考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核心。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国际准则集各国司法实践之经验为司法转处提供了基本指导和标准:转处依据的多样性且强调未成年人的福祉,转处阶段的全程性且尽早进行转处,决定主体的专业化与多元化且自由裁量权较大,转处方案的多样性且适当进行干预。结合我国未成年人司法转处的现状,剖析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在我国继续推进的可能性,发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在我国本土化难以避免成年人刑事司法模式的控制和影响,公安机关无须过于积极地参与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司法转处,社区功能的发挥非常有限,应当尽量避免不合理的区别对待。

恢复性司法理论及其引入与借鉴

作为一种新的刑事司法模式,恢复性司法目前已经在很多国家都有立法和司法实践,并且已经受到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虽然我国的刑事和解与西方的恢复性司法在基本原则、价值追求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并非完全等同,我国虽不宜全盘引入恢复性司法理论,但可以借鉴其合理成分以完善我国现有的刑事和解制度。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在借鉴各地试点以及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设置了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这一特别程序。但该程序使用范围过窄以及无法与自诉案件和解与调解程序相衔接等缺陷而导致被架空。因此有必要从广义上去解释刑事和解这个概念,并把公诉案件和解、自诉案件和解与调解、附带民事诉讼调解都纳入到刑事和解之中,在现行刑事诉讼法框架之下,重构刑事和解制度,使刑事和解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协调衔接,有效融合,消除法条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进而增加刑事和解的可适用性以指导司法实践。

恢复性司法的中国本土化及其法理阐释

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justice）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普遍存在的“司法危机”兴起的、与传统报复性司法主流相对应的一股新的司法学术热潮。这一对刑事诉讼领域内传统司法理念的创新和超越，在围绕平衡刑事诉讼当事人各方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中心问题上，为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构建出特殊的“第三空间”，开辟出刑事法治的“第二条道路”。

恢复性司法的中国本土化及其法理阐释

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普遍存在的"司法危机"兴起的、与传统报复性司法主流相对应的一股新的司法学术热潮。这一对刑事诉讼领域内传统司法理念的创新和超越,在围绕平衡刑事诉讼当事人各方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中心问题上,为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构建出特殊的"第三空间",开辟出刑事法治的"第二条道路"。

恢复性司法述议

恢复性司法以恢复原有社会秩序为目的,着重于对被害人所受伤害的补偿以及对犯罪行为人的改造,是对犯罪行为作出的系统性反应。本文结合中外司法实践,探索恢复性司法的模式问题。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模式选择与制度构建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改革,涉及司法模式的选择、特殊原则的确立及具体制度的完善等问题。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模式选择,应当采用恢复性司法模式为主、传统司法模式为辅的组合设计;除一般性原则外,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还应采用特殊关照义务、非羁押为主、羁押为例外、非刑罚化等特殊原则。在具体制度构建上应建立"合适成年人制度"、未成年人刑事记录消灭制度、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等。

论我国持有恐怖主义物品犯罪化的根据及模式——适用刑法第120条之6的三点规则

我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刑法第120条之6的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的犯罪化正当根据理论主要有:全球零碎持续的、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恐怖主义犯罪化的现实根据、抽象危险犯理论、敌人刑法理论等等。据此可发现我国刑事政策上已开始出现一种不同于传统、普通的刑事司法系统模式的新型、特殊的国家安全模式,二者的价值取向迥异、立场选择不同以及所专属的领域各异,而我国应在反恐严打时,坚守刑事司法系统模式,使实质上采取了国家安全模式的刑法规范,在理解与适用时,受刑事司法系统模式的统治和约束。因此应严格解释和限制适用刑法第120条之6的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在具体适用时应遵循三点规则:中性无害的单纯持有状态不成立该罪、"以实施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活动为目的"应为该罪的主观要素,在反恐中只有在最后不得已时才可适用该罪。

“认罪越早,从宽越多”量刑理念的检视与修正

“认罪越早,从宽越多”量刑理念强调时间要素的重要性,认罪时间业已成为量刑的隐形构成要件在实践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这一要件的加入使得犯罪嫌疑人因急于认罪而出现错案风险,司法机关也因急于定罪而加大量刑从宽幅度从而出现重罪轻判。把认罪时间作为量刑的隐形构成要件并不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范目的,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根据时间要素在不同刑事司法模式对主体策略的影响,结合“认罪越早,从宽越多”量刑理念的桎梏,需要塑造“法益恢复好,量刑从宽多”的正当理念,加大对法益恢复的考量。构建在各方主体信息对称的情形下体现辩护人与被告人平等协商的双重同意制度,制定统一量刑指南及多层次量刑从宽体系,避免量刑失衡,有利于实现刑罚目的。

复和公义在香港的应用和实践

与以惩罚为主的报应性司法相对应,复和公义又称恢复性司法,它强调对发生于人与人,或人民团体之间的违法或犯罪冲突,要利用复和调解手法使受害人、犯事者及身处该社区团体恢复其原来的状态。然而香港青少年法和整个司法制度主要沿袭英国的法例,其刑事司法模式也主要是一种惩罚模式。随着复和公义在世界的兴起,近年来香港的学者、社工等也开始运用小组会议等复和手法处理朋辈之间及家庭成员之间冲突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因此我们认为复和公义在未来将会是青少年司法的主流措施之一。

追求无害甚至多赢的正义

恢复性司法"让各方当事人都能从冲突事件的后果中解放出来",以实现一种无害甚至多赢的正义。

刑事和解的经验与问题——对北京市朝阳区刑事和解现状的调查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刑事和解的实践。五年来,该院在限定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和条件、规范适用程序、尊重双方意愿、健全监督机制等方面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但同时还面临着检察官角色难定位、被害人承诺效力不明确、预防犯罪效果不确定、适用标准难统一、社会公平受质疑、考评机制待完善等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应当积极探索,稳步推进,不断培育和完善刑事和解这一崭新的刑事司法模式。

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刑事政策重述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为刑事政策的科学演进提供了全新的坐标。简言之,刑事政策乃是探索犯罪治理的科学;申言之,在治理理论视野下,刑事政策应被重新界定为"在准确观察犯罪现象的基础上,确立合理的目标并组织多方参与,选择科学的路径和方法所构建起来的犯罪治理之道"。在重述后的刑事政策体系中,国家与民间社会成为共同的政策主体并形成国家"专治"领域与"共治"领域的场域分工,刑事政策目标应深化为"客观准确地观察犯罪现象"与"消除犯罪根源的社会治理",刑事政策中模式选择应依托于"刑事司法模式"与"日常式犯罪治理",而刑事政策的结构功能应该从传统的打击惩罚更多地转向犯罪的系统治理。

当代中国冤错案件防治问题研究水（二）——以近年来典型冤错案件为视角

四、冤错案件防范机制的加强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诉讼阶段构成了我国刑事诉讼的全过程，而侦查行为往往会影响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基本走向。尤其是在我国侦查中心主义的刑事司法模式之下，公诉活动和审判活动往往受制于侦查机关的证据搜集情况和事实查证情况。在这种现状面前，冤错案件的防范，

创新谱写检察事业新篇章——记新安县人民检察院

新安县是河洛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新安县人民检察院秉承新安文化地脉,近年来,该院紧紧围绕争创"全国模范检察院"的奋斗目标,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