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衡量在刑事司法裁判中的运用与风险控制

利益衡量是刑事司法裁判中解决利益冲突的必然要求和解决疑难案件的重要方法,也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路径与罪刑法定主义实质侧面的要求。相较于量刑环节的利益衡量,定罪环节的利益衡量意义更为凸显,无论是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还是违法性或有责性的判断,利益衡量均有运用的空间。利益衡量的妥当运用,不在于是否遵循了一个完全程式化的操作步骤,而在于是否准确把握了"利益的解析"与"衡量的展开"这两个关键环节。应当说,利益衡量对裁判者主观性的天然依赖,蕴含着不确定的内在风险,应积极为利益衡量在刑事司法裁判中的运用提供一个约束性框架以控制风险。刑事司法裁判中利益衡量的风险控制,应当恪守罪刑法定主义、遵循社会共识导向和加强程序性的制约。

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侵入与阻断

现代意义上的刑事诉讼理论导致了一系列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司法转处就是其中之一。这一制度的生成与运行,直接改变了权力划分的结构与框架,使原本清晰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显现出了模糊地带。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侵入与阻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应在其点、线、面上进行全方位改革。

刑罚的回归与突破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影响

刑罚与刑事司法裁判权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刑事实体与程序的关系。千百年来,刑罚的变迁、回归与突破,直接决定了刑事司法裁判权的行使范畴。法定的刑罚种类和刑罚幅度限制了刑事司法权的运作结果,恢复性司法则相对弱化了刑事司法裁判权,非刑罚化也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行使产生了重要影响。

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弱化与分离

刑事政策的概念可以界定为:国家社会以人道主义为宗旨对已然犯罪人战略的、宏观的和战术的、微观的被动处置措施。刑事政策在客观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时刑事司法裁判权进行了弱化与分离,这是现代社会民主与法治框架内的国家权力的正常分流。

论我国刑事司法裁判权监督机制的完善

目前,我国刑事司法裁判权监督机制本身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导致监督机制的应有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要建构正当有效的、能够实现司法公正的刑事司法裁判权监督机制,必须要进一步完善和改革现有的监督内容,以逐步推进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进程,实现改革目标。

信任危机与公众舆论双重压力下刑事司法的困境与出路

随着信息传播渠道的日益多样化,越来越多的司法案例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公众舆论试图影响法院裁判。从全国范围看,冤假错案频发,司法公信力岌岌可危,司法处于信任危机与公众舆论的双重压力下。为此,有必要消除司法与公众之间的对立,探索法官裁判与公众评判的弥合之道,进而实现刑事司法权威与公众对司法信心的双重提升。

生态修复执行困境与对策研究

“生态修复”概念从2016年开始在环境刑事司法中应用,2021年最高法院进一步提出“恢复性司法措施”,实践中出现较多应用生态修复的判决件,其中,江苏、福建、重庆、甘肃四省市应用恢复性司法的案件数量占比较高.本文以污染环境罪为视角,用类型化分析方式将400余份裁判文书样本中的生态修复归纳为行为修复、资金修复、协议修复三类,并分别分析了其存在的问题以及背后的原因,最后结合全过程管理理论探索了刑事司法领域诉前、诉中、诉后生态修复“全过程管理”新型模式.

技术侦查证据使用问题研究

技术侦查证据使用问题是我国刑事司法实务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观察实务运作,涉及的主要问题有:监听译文的使用问题、另案监听所获证据的使用问题、技术侦查证据的鉴真问题、技术侦查证据的排除问题。对这些问题,我国法官的应对尚处于朴素的"自发"阶段,欠缺相应的法理思考。对监听译文的使用,我国应构建相应的证据规则,包括:统一监听译文的制作主体和制作程序;监听译文的制作应当全面、具体、客观;对监听译文的证明力采取"严格补强"规则。对另案监听所获证据的使用,我国应当采取相对限制说。对技术侦查证据的鉴真,我国应当进一步明确鉴真的证明标准和证明方法。对违反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的技术侦查证据,我国应当实行严格的排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