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构建

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是刑事程序激励的最佳方式之一,但在企业合规不起诉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适用范围混乱、企业合规协议有效性实现困难和关于不起诉运行方式定位不准确的问题。结合我国法治发展的现实环境,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标准建立我国的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是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必然要求。应当借鉴域外国家不起诉制度的有益经验,构建涉罪企业合规二元不起诉模式,准确把握企业合规的有效性的确认,以检察机关为核心力量,推动涉罪企业合规的开展。

重罪案件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三大实体法争议问题

我国检察机关主导的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改革实践是值得肯定的,能否对企业涉及的重罪案件作不起诉决定,不仅要关注企业治理结构的改进,而且要考虑刑罚目的的实现。现行刑法并没有把企业刑事合规计划作为免责事由,而且对重罪案件实施刑事合规不起诉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和平等原则,有放纵犯罪之嫌,并不可取。否定在重罪案件中实施刑事合规不起诉,并不意味着否定企业因在事前实施了完备的、科学的刑事合规计划而排除其具有单位犯罪意志。若企业已经实施了完备的、科学的刑事合规计划,而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借助单位名义实施犯罪,则不构成单位犯罪,只需追究单位之下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在事后刑事合规计划的情况下,即使对单位及单位之下的自然人从宽处罚,也不宜由此赋予企业刑事合规义务。对于企业反悔的情况,检察机关可以以量刑过轻为由提起抗诉,做好企业刑事合规的“后半篇文章”。

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实体法根据

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免责依据,需根据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类型确定。其中,事后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免责依据是不具有需罚性,即不具有刑事政策意义上预防的必要性,属于功能责任论的范畴。如果企业积极、有效实施刑事合规计划,而无法避免企业下的自然人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的,则不应认定为单位犯罪,只需追究单位之下自然人的相关刑事责任。企业刑事合规的激励机制包括正向激励与负向激励,企业实施单位犯罪后,如果企业作出刑事合规的承诺,并予以有效实施,则可以对企业不起诉,以实现正向激励;如若作出刑事合规承诺的企业再次实施单位犯罪,则应当对其加重处罚,以实现负向激励。从实体法上明确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范围,正确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警惕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陷阱,确定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有助于把我国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改革推向深入。

论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中国化困境之破除

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源于域外立法例,移植到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与我国现存刑事理论、刑事制度产生了一定冲突。该制度在中国化过程中突显了三大问题: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所对应基础刑事理念的缺失问题、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与我国现存刑事法律制度的衔接问题、企业有效刑事合规计划的评价标准与具体内容问题。今后应在以下三方面推进企业有效刑事合规计划:在刑事理念构建上,应以刑法积极一般预防理论为基石,以涉案企业和检察机关的触发战略策略合作为背景,解决单位犯罪的组织责任承担问题;在适用程序中,检察机关应当提前启动合规程序,独立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而设置适当的考验期,并选聘独立的第三方合规监管人;在合规计划制定上,应当统一合规计划的有效性标准以及具体内容。

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对预防冤假错案的效能

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给了企业一定程度的改过机会,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相关冤假错案的处理具有积极效力。在制度设计目的上,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就是将企业是否有效实施了预防犯罪的合规计划设计为一种免责制度,加强企业刑事合规管理能够使企业有序应对刑事风险;从制度适用罪名来看,此类经济犯罪的专业性和难度都较大,很容易经过侦查仍导致证据不全面甚至错误的情况,极易产生刑事冤假错案;从刑事冤假错案的发现机制来看,我国主要依靠被动性发现机制即再审程序处理刑事冤假错案,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使得企业能够主动交代一些犯罪行为,更有助于司法机关掌握企业犯罪动态,更好处理案件。

我国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实体法建构

我国当前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改革的成功经验值得肯定,但是因缺乏明确的实体法根据而难以成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实践,从而产生了法律适用不统一的问题。单位犯罪的归责基础不同于自然人犯罪,主要是一种合规责任。合规责任是功能责任论的观点,即强调企业以合规计划作为责任承担方式,以期在未来能够有效预防单位犯罪,这是一种更加有助于保障公司企业高质量发展和有效实现犯罪预防的理论主张,由此需要通过刑法修正予以体现,从而实现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与我国刑法规定的一致性。对此,刑法不仅需要强化公司企业等单位的合规责任,把有效企业合规作为非刑罚化的责任承担方式,在单位犯罪条款中增设公司企业的合规责任,并区分事前与事后刑事合规以规定不同的合规责任的实现方式,而且还需要增设单位量刑制度,以发挥刑法完整的激励效应。

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对城市治理的启示——以刑事合规整改典型案例为视角

刑事合规不起诉作为人民检察院对企业违规违法的新的处理方式,可以避免企业失去特定经营资格,给予一定的缓冲区,有利于优化一个城市的营商环境。把这种思维模式带入到城市治理中,采取主动积极措施贯彻刑事合规不起诉这种伴随式自检的行为模式,可以有效改变被动式解决城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的现状。这不仅是城市治理思维模式的转变,也是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所需。将实行刑事合规不起诉有效地嵌入城市治理中,采取前置措施设置违法违规的“缓冲区”,给予企业合理的“观察考验期”,为企业设置认罪认罚从宽的“整改期”,为社会经济发展及城市治理等各方面提供良好的环境。

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法理学分析

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是一种用于企业犯罪司法治理制度,这项制度最早由美国提出,之后被世界上许多国家借鉴和吸收。我国对这项制度的运用尚处于探索阶段,将该项制度用于企业管理中能够有助于企业内部治理和风险管控,有助于落实宽松与严谨相平衡的刑事制度,从而有效提高司法诉讼效率,节省司法资源。当前我国的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主要采取检察官自由裁决衡量方式,然后附加不起诉条件。本文首先阐述了我国企业的现状及法律依据,明确了该项制度对我国企业的基本价值,然后分析了我国的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主要存在法律依据欠缺、制度构建不完善、实体法与程序法构建不到位等问题,最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以促进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适合我国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起到规范和促进企业发展的作用。

企业刑事合规实践探索的适用问题研析

在我国语境下,为求概念的精确,建议合规实践的称谓采用完整的表述“涉罪企业刑事合规”。民营企业的刑事合规应该是企业刑事合规试点实践中的重点场域。企业刑事合规的适用条件包括犯罪类型、罪量程度、认罪认罚、合规承诺、企业规模等方面。企业刑事合规实践中对单位犯罪的认定要注意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企业内部在案发前的预防性合规计划不能作为单位犯罪的免责事由。对于企业刑事合规实践,需要建立完善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建议完善现有相关法律规定,设立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