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中国化困境之破除

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源于域外立法例,移植到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与我国现存刑事理论、刑事制度产生了一定冲突。该制度在中国化过程中突显了三大问题: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所对应基础刑事理念的缺失问题、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与我国现存刑事法律制度的衔接问题、企业有效刑事合规计划的评价标准与具体内容问题。今后应在以下三方面推进企业有效刑事合规计划:在刑事理念构建上,应以刑法积极一般预防理论为基石,以涉案企业和检察机关的触发战略策略合作为背景,解决单位犯罪的组织责任承担问题;在适用程序中,检察机关应当提前启动合规程序,独立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而设置适当的考验期,并选聘独立的第三方合规监管人;在合规计划制定上,应当统一合规计划的有效性标准以及具体内容。

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法理学分析

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是一种用于企业犯罪司法治理制度,这项制度最早由美国提出,之后被世界上许多国家借鉴和吸收。我国对这项制度的运用尚处于探索阶段,将该项制度用于企业管理中能够有助于企业内部治理和风险管控,有助于落实宽松与严谨相平衡的刑事制度,从而有效提高司法诉讼效率,节省司法资源。当前我国的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主要采取检察官自由裁决衡量方式,然后附加不起诉条件。本文首先阐述了我国企业的现状及法律依据,明确了该项制度对我国企业的基本价值,然后分析了我国的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主要存在法律依据欠缺、制度构建不完善、实体法与程序法构建不到位等问题,最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以促进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适合我国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起到规范和促进企业发展的作用。

数据安全视野下企业合规的行刑衔接问题研究

数据安全领域主要有行政处罚和刑罚两种治理方式。两法衔接直接影响企业数据安全的治理成效。企业合规改革的不断推进,加剧了数据领域行刑衔接问题,主要表现为实体法和程序法界分规则不清、监管措施与移送动力缺失以及合规整改中行政机关承担法律职责不明。为助力企业数据安全合规的高效运行,加大企业数据安全领域的风险防范力度,有关部门应在明确数据安全行刑衔接基础法律问题的前提下,确立行政机关在企业合规第三方机制中的主导作用,同时,落实对涉案企业的行政从宽处罚,进一步健全行刑“双向衔接”机制,回应企业数据安全合规的现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