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听证机制功能定位的反思与重塑

基于办案机关回应办案压力的现实需求和实现司法民主的政策导向,我国刑事听证机制经历了以压力化解为基本功能定位的发展历程。然而这一功能定位导致刑事听证机制在实践运行中被异化,片面强调其应对信访压力、规避责任追究、回应社会关注等功能。由此导致刑事听证机制的制度设计出现偏差,对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障和待听证事项的公正决策缺乏关注。对此,要实现刑事听证机制的功能定位回归权利保障和公正决策,并以此为基础推进刑事听证机制的制度优化。

刑事检察听证的功能阐释与制度完善--基于实证调研的分析

刑事检察听证是新时代检察权守正创新的制度典范,其功能定位以辅助决策形成为主,以贯彻决策意志为辅。目前刑事检察听证还存在着听证内容缺乏争议性、过程缺乏实质性、应听尽听存在筛选性、运行方式存在流水作业性等问题。实践困局源于听证的实践定位与规范功能不符合、听证案件范围规定过于宽泛、听证员履职环境不佳且意见难获回应、结果导向的绩效考核缺乏过程性评价等。破解之道是从效率维度推进听证案件的繁简程序分流,从权利保障维度明确依申请听证的形式审核制,从运行实质化维度推动听证意见的独立化与多元化,从构造维度持续强化听证程序的诉讼化演进。

刑事审前司法听证制度的透析与前瞻

刑事审前程序应当实现诉讼化 ,但是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审前程序的诉讼化色彩相当淡薄 ,而更多地带有一种行政化的色彩。我们主张建构一个较为完整的审前司法听证制度来实现审前程序的诉讼化 。

论刑事司法听证制度的建立

听证制度源于英美,是保证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司法听证制度虽然已经被中国引入,但到目前为止却尚未全面建立。结合中国现有司法程序的明显不足和司法实践中的弊端,具体分析刑事司法听证制度在中国实行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明确其与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从而建立中国刑事司法听证制度。在此基础之上,针对中国具体国情对刑事司法听证制度进行合理构建,以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刑事申诉听证制度的现实困境与制度完善

刑事申诉听证制度是刑事申诉公开审查制度的组成部分,是一种准诉讼性质的司法活动,是对传统申诉制度的一次创新,为公民参与司法提供了重要渠道。刑事申诉听证制度需要同行政听证、大陪审团制度相区分,该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让承办人的司法理性经受司法公信的检验,最终达到司法理性与司法公信的有效统一。刑事申诉听证在制度设计上应当明确听证适用范围,加强对听证员的选择,保障申诉人的参与,同时建立评议意见事后反馈机制。

刑事检察听证制度问题研究

刑事检察听证是检察机关审查案件的一种方式,能够有效促进司法公开,保障人权。同时,刑事检察听证具有程序分流的功能,以案释法来促进案件和解,达到息诉的作用。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刑事检察听证进行系统地梳理和完善,但是刑事检察听证程序缺乏权利救济,听证期间计入办案期限是否具有合理性,刑事检察听证具有形式化的趋势等问题依旧存在。应当通过明确刑事检察听证标准,赋予当事人以权利救济,将听证期间独立于办案期限等来完善当前刑事检察听证制度。

做优刑事申诉公开听证工作探析

司法不仅要公正,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公正。刑事申诉公开听证能够让申诉人及其代理人充分表达诉求,听证各方也能够陈述并发表听证意见,这种公开审查的方式就实现了“看得见”的运行过程,有利于实质性化解争议,具有息诉罢访的作用。但是,在刑事申诉案件的组织、实施中,也仍然存在诸如判断“争议较大”困难、听证组织不充分等情况,此时组织听证的检察机关要基于刑事申诉公开听证的目的,选择听证案件、加强有效沟通、全面研究案情等,才能实现做优刑事申诉公开听证,达到息诉罢访的目的。

美国刑事审前听证程序公开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美国刑事诉讼中的审前听证主要包括治安法官对可能侵害被告人宪法性权利的执法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如扣押听证、羁押听证、保释听证、预审听证,也包括审判前的陪审员选任听证等。审前听证公开有利于保障公民知情权,但有可能对被告人公正审判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经过一系列判例,在美国逐渐形成了审前听证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规则。美国审前听证公开对我国刑事审前听证公开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我国应当增加刑事审前听证的法定种类、扩大听证公开的程度、赋予听证当事人以救济权、允许媒体对刑事审前听证旁听和采访。

刑事“听取意见规则”的规范生成与理性反思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中大量存在的“听取意见”规定,可以体系性地概括为刑事“听取意见规则”。已有的成果未能对之从抽象、宏观层面作一般性研究。程序的“诉讼化改革”是“听取意见规则”的理论指导。“听取意见规则”可以从权利、诉讼阶段和自由裁量权等角度提炼出多元化类型。不同类型的规则共同表明“听取意见规则”的观念基础是职权信赖,价值追求是程序民主与公正,作用机理是功能承担,程序表征是单方主导决策。然而,“听取意见规则”存在权利保障的元素不充分,有混“司法”与“行政”的风险,制约量刑协商机制的引入等弊端。未来,需要遵循合目的性原则,区分诉讼阶段和事项,从回应机制、程序性制裁机制等对“听取意见规则”进行完善,通过“听取意见规则”的经验积极探索刑事听证的本土资源并推进程序的诉讼化改革。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一些特定制度的功能不应当再通过“听取意见规则”来承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