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的刑事政策:以社会理论为基础的分析理路(一个导论)

中国刑事司法实践基本上一直沿袭着旧有的刑事政策以及与此有关的惯习操作 ,在程序上与刑事诉讼的法治化要求多有抵牾 ,刑事政策的合理化是以“自上而下”的权力型改革模式作为推动刑事诉讼法治化的根本动力。虽然刑事政策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 ,但因囿于价值判断和视野局限而造成对社会事实缺乏有效的分析 ,所以 ,对“理解”中国刑事司法的问题助益无多。而以一定的社会理论为分析理路 。

刑事和解制度价值及适用新论——以新修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刑事和解制度自被我国实务界采纳之日起,理论界就存在各种纷争:要不要实行刑事和解,要不要将重罪案件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死刑案件有无刑事和解的可能性等等。文章即从反对刑事和解的声音入手,以2012年最新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视角,合理地分析刑事和解存在的必然性与现实性,并结合我国现行的刑事和解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使得刑事和解制度与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与法治进程相适应,从而达到在刑事实体法价值确保的前提下,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

论刑事诉讼法的刑事政策化

刑事诉讼法的刑事政策化,是指在实践层面上,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受到刑事政策的指导,刑事诉讼法的司法实践也受到刑事政策的调节;反映到学术上,则意味着刑事诉讼法不只是适用刑事实体法的程序性规范,它同时承载了一个国家和社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价值追求。这种现象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也多有体现。为防止刑事政策替代法律,架空法治,有必要实现刑事政策的法治化。

刑事诉讼法修订后的未成年人刑事政策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适用未成年人的特殊刑事程序,这是我国少年司法立法史值得庆贺的里程碑之一。在后刑事诉讼法修订时期,应从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现状的实际出发,正确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政策与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关系,在儿童最佳利益、被害人合法利益及社会安宁秩序三者之间尽可能寻求平衡点。同时,还应妥善处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的配套问题,积极推动政府在儿童福利上的主动作用,积极推动青少年事务局(儿童福利局)的组建。

论刑事诉讼的刑事政策化

当下我国法律实践中出现了刑事诉讼的刑事政策化现象,这种现象具有积极的法制意义,也隐含着一些潜在的危险,因而必须确定其合理边界,并通过加强刑事政策的法律程序化、构建被告人与被害人的权利救济机制等措施加以规范,以确保我国刑事程序的正当化建设和诉讼当事人的基本权利。

传统刑事诉讼与刑事和解之比较——基于博弈论的视角

传统刑事诉讼强调罪刑法定,注重程序的公正,致力于报应刑的科处,是典型的零和博弈。而刑事和解力求无害化处理纠纷,追求多赢局面的出现,是非零和博弈的应对。两者在博弈主体、博弈收益、博弈均衡等方面的比较为正确厘清两者的界限,确定两者的范围,更好的发挥两者的优势提供了积极的刑事立法导向。

中国刑事诉讼中的刑事政策类型研究论纲

刑事政策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基础性的导向作用。我们应当通过对刑事政策的研究来评估刑事诉讼法律的现实样态的合理性及其变革的可能性。在中国刑事诉讼法治化的视野中,有必要从刑事政策的作用场域、立法性和司法性、适用时间的长短、诉讼过程的阶段性、社会形态等方面来进行分类,并探讨与刑事诉讼有关的各种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从而突破已有刑事政策研究的狭窄视野,改变对刑事法律尤其是刑事诉讼法的基本认识。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构想

宽严相济既是刑事司法政策,也是刑事立法政策,对我国刑事司法和刑事立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在侦查程序、公诉程序、审判程序的改革中贯彻和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刑事和解法律化正当性分析——以刑事诉讼目的为视角

文章从刑事诉讼目的视角出发,认为中国刑事诉讼的目的不仅仅是打击犯罪保护人权,促进刑事纠纷的解决也是刑事诉讼的重要目的之一。刑事和解正是切合了刑事纠纷解决的目的,关注被害人利益,更好地推进诉讼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秩序的恢复。但是刑事和解的纠纷解决目的不能危及刑事诉讼根本目的,建议在刑事和解立法时对其适用范围进行一定的限制。

探析我国刑事诉讼现代化刑事和解——趋向现代化抑或体现后现代

在目前中国刑事司法现代化进程中,刑事和解只能作为传统刑事纠纷原有处理模式的有益且有限之补充,而不能成为主要方式。后现代思潮所带来的多元化视角虽然有其积极的价值,但如果以后现代视角解读我国的刑事和解,会超越我国刑事诉讼尚处于现代化过程的历史阶段,违背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发展。现阶段应当以体现现代法治精神的刑事诉讼理念构建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刑事和解制度亦不例外。刑事诉讼中的刑事和解程序不应挑战传统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它应当是一种司法程序,而非私力救济,需要避免非程序化运作。刑事和解应坚持刑事诉讼现代化的基本方向。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刑事和解原则,应当是与现代刑事诉讼保障权利理念相一致的原则,而不能是一个体现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原则。刑事和解作为刑事诉讼法的公理性原则,应当贯穿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始终。

对刑事和解适用的诉讼阶段的评析——以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2012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较之以前,更加注重和强调被害人的主体地位,规定了和解适用的案件范围,公检法机关担任和解的主持人,刑事和解适用于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终于使实践中早已存在的刑事和解"有法可依",有了"名分"。但与国外先进成熟的刑事和解制度相比,仍然存在缺陷,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维刑事诉讼中被害人补偿救济制度研究——基于刑事和解制度的视野

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题下,行刑社会化和刑罚轻缓化趋势日益发展。在我国宽严相济政策下,催生了一种新的纠纷解决方式,即以刑事被害人为中心的,由加害人、受害人和国家参与的三维刑事诉讼结构模式"刑事和解"。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对于被害人权益的保护无疑将发挥重要作用,但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对被害人的补偿救济却规定的十分笼统,只是确立了刑事和解的制度而并没有对诸如补偿期限、范围、后果等作出具体的立法,实践中缺乏操作。从三维诉讼中被害人获得补偿救济的正当性入手,在刑事和解制度下对被害人补偿救济制度研究是重要的。

论老年人犯罪刑事诉讼程序——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下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做出了特别规定,体现出法律对未成年应有的关怀。但相比而言,《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老年人犯罪诉讼程序做出特别的规定,未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彻到对老年人犯罪的追诉程序中。故本文将着重探讨在老年人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如何具体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事诉讼中的刑事政策分析

刑事政策作为刑事诉讼价值的调节器,不仅可以指导具体的刑事诉讼活动,而且可以弥补刑事诉讼法的不足,指导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与修订。但是由于二者在价值的单一性与多元性,适用的短暂性与长久性以及宏观性和微观性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刑事政策与刑事诉讼之间还有一定的冲突。对此,我们应该从刑事政策应体现刑事诉讼的要求和刑事诉讼也应体现刑事政策的要求两个方面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

刑事诉讼法修改背景下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再思考

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已践行多年,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使其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背景下,从刑事和解的概念入手,结合刑事和解的历史发展及对刑事和解制度性质的分析,提出今后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应当遵循的若干原则。

浅析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相关问题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刑事和解制度被正式纳入其中,这一制度来源于司法实践,是我国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积极探索当事人达成和解的公诉案件办理机制。为推动新刑事诉讼法的良好实施,笔者对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相关问题作些浅显分析,以期助于司法实践。

论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适用

刑事和解制度虽然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但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运用和解方法处理刑事案件的做法却早已存在,而且刑事和解制度还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因此,应当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确立刑事和解制度,对现实中已存在的和解现象进行规制,以便更好地维护案件当事人的利益,增进社会和谐。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构建之我见——兼评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五编第二章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了有关刑事和解的专章,既顺应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趋势,也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需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关于刑事和解的内容还存在很多缺陷。通过数据的量化分析和案例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不但具有推行的现实基础,同时也具备实施的可能性。而且从国外刑事和解发展的最新趋势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关于刑事和解规定存在不足。

论新刑事诉讼法中刑事和解制度的法律适用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了刑事和解制度,这既是宽严相济司法政策的体现,也深层次的体现出现代法治的精神实质内核。运用刑事和解制度解决刑事公诉案件,不仅有利于加强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力度,实现刑事司法所追求的程序效率,而且也契合和谐社会的价值要求。在适用过程中既要注意从严把握适用范围、条件、程序规定,也要严格把握刑事和解的履行方式、履行结果和操作程序,防止司法腐败现象的滋生。

“犯罪治理”作为刑事诉讼目的的若干思考

学界的主流观点以及现行立法对我国刑事诉讼目的皆持“二元论”的立场,即一方面为惩罚犯罪,一方面为保障人权,并没有把“犯罪治理”作为刑事诉讼的一个目标。从刑事政策的视角来看,这样的程序设计并不妥当。未来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应该考虑赋予诉讼程序在治理犯罪方面的制度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