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视阈中的刑事和解协议

刑事和解协议本质为民事契约而非公法契约,对其透视应突破程序法与实体法、公法与私法之壁垒。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中所确立的办案机关对协议的审查程序可视为该类合同的特殊生效要件。合同相对性的理论决定了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不能对办案机关产生实质上的约束力。作为和解合同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变更与撤销应受到一定限制。既有的合同理论对刑事和解协议的定性和归类均存在障碍,实践中司法机关对各类和解协议的效力认定亦存在不确定性。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中将和解合同规定为典型合同,并设立适用于和解合同的特有规则是发挥其纠纷解决功能的有效途径。

刑事和解协议的性质研究

刑事和解协议属于效力待定的"公私兼合"的契约形式,被害方和加害方享有缔约权和请求权,行使刑罚权的公权力主体享有提议、审查和监督权。该审查决定程序是刑事和解协议的生效要件,不但具有独立的程序意义,也具有实体法上的意义。对该协议的审查包括了对"自愿性"和"合法性"的审查。

刑事和解协议的相关问题

刑事和解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新近出现的一种纠纷解决模式,其实质就是刑事和解协议的达成过程。刑事和解协议性质上属于非典型的公法契约,其对双方当事人有拘束力,对检察机关没有拘束力,应当赋予其执行力。由于和解协议效力的不确定,应当采取针对性的救济途径。

刑事和解协议效力探析

在刑事和解中,加害人和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往往是双方成功和解的标志。认真考察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对完善刑事和解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刑事和解协议的生效要件包括协议要符合私法基本精神、受公法制约并且与刑事和解终极目标一致。根据刑事和解实践,在符合特定条件时,确认某些刑事和解协议无效或可变更,可有效保证刑事和解的公平和公正。

公法契约的私法解读——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探析

刑事和解协议是刑事和解最集中的体现也是最关键的结果,它记录并反映了刑罚权主体控制、被害人实现有限处分权和加害人刑罚轻缓化诉求三种因素之间的博弈。刑事和解协议从性质上讲,属于公法领域内的刑事契约;从效力上看,具有民事和刑事双向规制的特点。民事赔偿和刑事责任处理是刑事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其中民事赔偿部分可定性为单务合同、刑事责任处理部分可理解为效力待定的双务合同,这一公法契约的效力可以运用私法契约的分析模式来解读。

刑事和解协议不当履行的问题及规制

近年来,因当事人不当履行或怠于履行刑事和解协议而产生民事纠纷的情形屡见不鲜。虽然协议结果对刑事处罚有一定影响力,但协议缔约主体和内容决定了其性质仍属民事契约。协议自缔约时生效,司法机关的审查确认是对效力的预裁决而非生效要件。协议不当履行时,不宜撤销缓刑等生效判决,但对经刑事判决确认采纳的民事部分应可申请强制执行。下一步,刑事和解协议可以从认罪认罚、减刑假释、司法救助和探索暂缓起诉制度等刑事方面,以及从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明确为典型合同、完善代保管制度等民事方面予以规制。

论刑事和解协议中加害人赔偿的多元性

在刑事和解协议中应提倡多元化的赔偿内容。建构多元化赔偿的价值依据包括:实现公平、维护公共利益、尊重意思自治。在现实中,发展多元化赔偿应结合履行赔偿历时性长、司法资源投入量大等制约性因素,探求促进多元化赔偿的制度设计。

略论刑事和解协议的民事属性及量刑功能

刑事和解协议游离于公法、私法之间,在订立的原则、主体、法律责任、生效要件以及产生的效力上均体现出一定的民事属性,在契合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同时也顺应当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不可代替的价值功能。同时,其量刑功能构建了刑事和解制度在程序法与实体法之间的桥梁,使得刑事和解制度间接地在刑法上找到了依据,刑事和解制度的合法性及正当性得以保障。

公法契约的私法解读——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探析

刑事和解协议是刑事和解最集中的体现也是最关键的结果,它记录并反映了刑罚权主体控制、被害人实现有限处分权和加害人刑罚轻缓化诉求三种因素之间的博弈。刑事和解协议从性质上讲,属于公法领域内的刑事契约;从效力上看,具有民事和刑事双向规制的特点。民事赔偿和刑事责任处理是刑事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其中民事赔偿部分可定性为单务合同,刑事责任处理部分可理解为效力待定的双务合同,这一公法契约的效力可以运用私法契约的分析模式来解读。

刑事和解协议中的履行方案保障需要加以规范

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专门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实现了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化，但是刑事和解协议履行方案的保障问题在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得到解答，且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效果也因为此问题收到“束缚”。该文从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规定出发，分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等三个阶段探索性地回答了如何保障刑事和解协议的履行方案。

公法契约观视野下的刑事和解协议

刑事和解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新近出现的一种纠纷解决模式,而其实质就是刑事和解协议的达成过程。刑事和解协议是一种公法视野下的契约,其定位、主体、签订过程、协议效力等,除具有普通"契约"本身特点之外,还渗透着公法上特有的品质。

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刑事和解问题研究

最新的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从自诉案件扩大到部分公诉案件,作为特别程序专章作出规定,这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无疑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作为妥协性司法办法之一的刑事和解制度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处罚政策,促进了社会和谐。但通过解读发现法律对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规定较为概括,这势必在运行和效果等方面出现缺陷,为此必须从明确刑事和解协议效力和公安机关参加刑事和解程序两个方面进行完善。

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构建的前沿探究

中国的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是历史的必然,对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做一定的研究,对中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有重要意义。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构建,既是响应"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又有其他多方原因。做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工作,应首先了解它的发展历史,把握概念和特征,对具体构建做出设想和规划,做好监督工作,以使其在刑事诉讼程序上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浅议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新兴的犯罪处理模式,创生了一种新的利益争端解决方式,也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法制建设的进程提供了新的思路。结合我国法律现状及相关法理,对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和背景、在我国的实施等问题进行探讨,有利于进一步理解、掌握和运用刑事和解制度解决法律问题。

检察刑事和解规范化探析

刑事和解,目的是弥补被害人受到的伤害、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并使加害人悔过自新、重返社会。刑事和解作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其蕴含的制度内核。

特征与效能:对检察机关“检调对接”机制运行机理之探析

一、刑事司法领域'检调对接'兴起之背景当下,我国正处于急遽的社会转型和利益格局调整期,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以及各项社会改革已进入深水试验区,各类社会纠纷新旧交替、错综复杂,社会矛盾凸显,体现在刑事犯罪领域,刑事案件发案率呈逐年增长趋势,案件数量居高不下,案件种类增多,引发案件的原因也日益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