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保护视阈下未成年人准刑事处遇研究

单纯意图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下限、扩大为未成年人刑事处遇适用范围,以破解触刑未成年人处置难问题的做法面临道德发展理论与弹性论的双重质疑,并不能周全社会利益层面与未成年人权益层面两个维度的保护。须谋求非刑事处遇措施与刑事处遇措施的相互配合,才能更好地解决社会利益保护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冲突问题。收容教养作为非刑事处遇措施的一种,围绕其行政属性衍生出一系列实际问题,使得其并未发挥预期的制度效果。故在吸收收容教养制度运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专门矫治教育的司法属性,同时遵循双向保护原则的意旨,从司法机关宣告、司法程序规范与司法救济三个方面探索专门矫治教育作为准刑事处遇措施的完善路径,以期实现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权益的双向保护效果。

解读“社会服务令”——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处遇制度的借鉴与思考

所谓社会服务令(community service)，就是地方法院以刑事判决的方式，判处罪行较轻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时间内，必须为社会提供一定无偿劳动。通过此种方式，达到服务社会，矫正犯罪心理，改过自新之目的，完成罪犯改造之任务。

“后劳教时代”未成年人刑事处遇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现行的未成年人刑事处遇以监禁刑为主导,非监禁刑及非刑罚处遇措施不够丰富,教养处遇存在立法规制不足、实际操作散乱等问题。因此,在废除了劳动教养制度的大背景下,应当以法治化、人性化、社会化和多样化为方向,推动未成年人刑事处遇制度的改革,并重点推进未成年人教养处遇的立法完善,加快收容教养、工读教育等制度的改革,使之适应犯罪治理和未成年人再社会化的需要。

刑罚处罚与刑事处遇措施的逻辑展开——以我国少年刑法规范为例

少年刑法是我国刑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整个刑法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目前我国尚无系统的少年刑事法典,相关的刑法规范只是在普通刑法中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且存在诸多问题。明确对少年犯的从宽处罚幅度,加强刑罚处罚原则间的协调,改革少年犯刑事处遇措施,建立对少年犯的前科消灭制度、司法保护制度以及刑罚裁量制度,应成为完善我国现有少年刑法规范和未来制定少年刑事法典的重要内容。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处遇问题研究——以绵阳市涪城区少年管教现状的调研为例

未成年人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正是由于这些特殊性,立法体系应该在犯罪要素的框架内单独考虑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处遇体系。重视未成年人的特殊性以及建立一个有针对性的少年刑事处遇体系,有效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发生,从而达到更好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目的。

民间融资犯罪刑事处遇的问题及对策

民间融资领域的经济犯罪既源于金融供需失衡也根植于犯罪主体对制度的无视,且后者更具法律评价意义。当下,无论是对民间融资犯罪的罪名认定还是刑事责任配置都存在不少问题。要实现对民间融资犯罪主体的规范惩治,就必须秉持公正与效率相统一、对行为危害全面评估、以刑法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反思司法中轻纵犯罪主体的状况;重视犯罪行为的前期预防,进行行政制度前置;对犯罪主体分类考察、动态评价;对犯罪主体的刑事处遇全面拓展,通过制度建设强化犯罪的综合整治。

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处遇措施——以刑事负担的基本理念为视角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处遇措施主要包括刑罚处遇措施、非刑罚处遇措施以及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参与三种类型。虽然我国相关的法律对此有所规定,但总体上存在刑罚措施不完善、非刑罚措施规定不明确、缺乏保安处分的规定以及刑事政策过分强调保护的需要等缺陷。因此,应以刑事负担的基本理念为视角,着重分析报应主义、功利主义与责任主义的基本观点,对未成年罪犯的刑事处遇应坚持报应主义与特殊预防相结合。同时,在考察刑事负担的三大基本理念之后,提出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处遇措施的关键在于贯彻个别化原则与特殊预防原则,从而实现惩罚与教育相互结合的平衡。

大陆未成年罪犯刑事处遇措施之完善研究——基于两岸比较之视野

近年来,我国大陆未成年人犯罪呈现犯罪低龄化、再犯罪率高等特征。虽然有学者提出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来实现犯罪现状的有效控制,但考虑到改变立法的困难性与不现实性,有必要通过完善刑事处遇措施,从根本上遏制未成年人犯罪。通过对比解读两岸相关规定,发现大陆未成年罪犯刑事处遇措施过分强调保护,刑罚种类不完善且限制范围较窄,量刑规定不够细化且非刑罚处遇措施规定不够齐全等。大陆有必要以兼顾惩罚与教育为指导,实行刑罚个别化;在完善刑事处遇措施种类、范围和量刑制度的同时,构建父母与其他监护人亲职教育辅导制度,从而实现系统且全面的未成年罪犯刑事处遇措施体系。

民间融资犯罪刑事处遇的问题及对策

民间融资领域当中的犯罪行为主要来源于金融失去平衡,这样就会让一些犯罪分子直接无视相关的法律制度,而且法律评价的意义也有所失去.现如今我国在民间融资犯罪和刑事责任的配置等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而要想对民间融资犯罪案件的相关人员进行严厉的惩处,就要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去对危害社会治安的案件进行综合性的治理,并根据犯罪的实际情况来严厉惩处.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前期的预防,利用行政制度来对人们约束,对犯罪的主体进行动态性的考察,遇到刑事处遇全面开展综合整治.本文首先阐述了民间融资犯罪刑事处遇当中存在的问题和民间融资犯罪对于犯罪主体的刑事处遇原则,然后又对民间融资犯罪在具体犯罪的刑事处遇展开讨论,并提出个人的见解.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处遇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以日本《少年法》为考察视角

近年来,虽然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处遇制度不断完善,但是总体上仍然存在以惩罚为主的未成年人刑事处遇理念、对成年人刑事处遇的依赖性、与前置法没有形成有效衔接以及尚未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问题。而日本少年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相对成熟,因此对日本少年立法进行对比考察,借鉴其先进经验。通过树立正确的未成年人刑事处遇理念、制定统一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典以及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从而形成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综合治理体系。

累犯法律后果比较研究——兼论我国累犯刑事处遇之检讨

累犯从严的理论根据在于 ,累犯者的应受谴责性和人身危险性均大于初犯。现行刑法规定累犯从重处罚 ,累犯不得缓刑 ,恰当合理 ;但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 ,却有违假释制度的立法精神 ,不利于对累犯人的教育改造 ;应重视累犯行刑处遇的专门化和出狱后的社会化的处遇。

域外精神病人刑事司法处遇程序的变迁及启示

在域外,精神病人刑事司法处遇理念经历了从惩罚到治疗的变迁,处遇对象由"行为"向"人"转变。总体上,刑事程序体现出社会防御与精神病人权益保障的双重价值目标。在我国,精神病人刑事司法处遇程序未能实现社会防御与精神病人权益保障的双重价值目标。参考域外制度的某些合理因素,在我国未来的精神病人刑事司法处遇程序改革中,应明确惩罚与治疗相结合的处遇理念,完善以人为对象的处遇制度,强调防范危险与改造行为并重。

福利主义未成年人刑事政策之固守及实现路径——基于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的修法背景

未成年人刑事政策提倡教惩并重的现实原因在于当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失灵,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公众只能将公平正义寄托于刑罚之惩罚功能。然而,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并未得以妥善解决,根本原因在于福利主义未成年人刑事政策过于原则化,政策的执行和落实存在偏差,以及配套措施尚未建立健全,而非福利主义的政策理念存在问题。相反,福利主义未成年人刑事政策不仅有利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而且更能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因此,在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的修法背景下仍需固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福利主义政策,并通过完善未成年犯罪人刑事处遇机制、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德育建设、建立健全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救助机制等措施落实和辅助福利主义未成年人刑事政策。

轻微罪背景下我国刑罚体系之完善:赎刑的引入

刑法扩张背景下,轻微罪成为我国刑法中占比较大的犯罪类型。为了实现轻微犯罪之有效治理,刑罚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与更新。当前我国轻微罪比例不断攀升,现有刑罚体系已无法适应轻微罪惩处的要求,亟须全新的刑事处遇措施。赎刑作为我国独特的刑罚制度,其具有“慎刑”的积极精神内核与积极的社会功能,并有效完善我国现有刑罚体系,此乃引入赎刑之内在合理性。立法可为当代赎刑配置金钱赎与社会劳动赎两种规范类型,以弱势群体、良好的认罪态度与犯罪人同意作为适用条件并排除累犯适用赎刑,同时明确赎刑与缓刑、减刑的关系以及赎刑执行过程。

涉案企业合规长效机制路径探析——立法激励、单位犯罪限缩及信息披露模式提倡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已经试点运行多年,实践中积累了经验,形成了基本范式,也发现了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办案人员对涉案企业合规的理解认识还不深刻,对涉案企业合规的能力准备还不充足,行业部门对涉案企业合规相关指引较少或不细,以及涉案企业合规在个人和单位刑事处遇减让等方面的刑法逻辑未充分理顺等。建议立法确立企业合规的激励机制,促事后合规为事前主动合规,企业建立了有效合规,在面临处罚时,可以予以刑罚、行政的减让,从而激励企业主动合规。

论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的原则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处遇制度，尤其是具体刑罚的裁量适用原则，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在我国无论是法律规范还是司法运作，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问题都有一定涉及。对此加以深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定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未成年人犯罪处遇制度内容的深刻认知，并相应地提出完善的建议。

环境犯罪疑难问题探讨

近些年来,由于环境事故频发,如何借助于刑法对环境犯罪进行规制引起了刑法理论界的日益重视。对照国外环境犯罪的立法状况可以发现,我国的环境犯罪立法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文章从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刑事处遇、诉讼程序设计三方面入手,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解读,并提出了进一步进行完善的建议。

涉银行卡信息网络犯罪的刑事认定与治理

涉银行卡信息网络犯罪集中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对行为人明知他人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但偶尔以提供信用卡形式进行帮助的行为,仍应定性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针对“跑分”行为人使用多个信用卡或第三方支付软件转移资金性质不明的款项,可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进行认定。在依法严惩的同时,既要理性平衡司法投入和产出,保持刑法谦抑性,又要坚持前端延伸,有效跟进综合治理。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比较研究

我国少年法庭设立已经20多年,经过近年来的发展,少年司法制度改革方兴未艾。本文将以少年司法制度中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为切入点,通过探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的问题以及国外对相关问题处理的司法制度,以合理借鉴和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刑法禁止令的价值分析

《刑法修正案(八)》新设了刑法禁止令制度,明确法院在确有必要时可以宣告禁止令,禁止犯罪分子在管制执行期间、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人。但是刑法规定只是制度层面上的,公检法司之间工作衔接机制亟待建立,具体执行方法与执行尺度应予规范。对此,来自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声音无疑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