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契约一体化: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发展趋势

刑事契约是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本质特征。基于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衡量,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具有诉讼效率方面相一致的积极性,同时也各自存在着在利益保护之上的分配不均。刑事契约一体化是在辩诉交易基础之上,吸收刑事和解的合理成分而系统化整合的结果。

刑事契约一体化: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比较研究

我国首起辩诉交易案件中出现两种契约关系的混合状况,是将过去截然划分的两种刑事契约糅和起来,进行了一个连西方刑事诉讼也从未有过的司法实验,这个实验的内在目的就是要解决刑事契约的一体化发展问题。笔者为了更为深刻地认识这一理论问题,将在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探讨刑事契约一体化的发展之路。

刑事契约化——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互补与融合

作为一项利弊共存的制度,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体现了公正与效率的矛盾与冲突,但是除去制度构造上的差异,二者本质上都是一种刑事领域的契约关系,蕴含着共同的价值基础和契约精神。以此为基础,两种制度相互融合、吸收彼此的合理成分及弥补相互的不足将成为可能,也代表着刑事契约化的发展方向。

契约视角下的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为特征的纠纷解决方式,旨在被害人获得损害赔偿,犯罪人获得宽恕谅解,社会秩序得到恢复。刑事和解的本质是刑事法领域中的契约关系,鉴于刑事法的内在特性,需要对刑事和解进行理性定位和科学设计。

回应型司法与刑事契约

回应型司法的权力和权利关系为具有后现代意味的刑事契约的生成提供了政治和法律制度环境,对社会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回应为其提供了社会民间化解纷的民众动力。我国移植刑事契约缺乏传统法文化的的历史支持,现存的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共存的多种社会秩序也不能为刑事契约所适宜的权力与权利结构奠定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基础,因此刑事契约的本土化借鉴应该谨慎。

公法契约的私法解读——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探析

刑事和解协议是刑事和解最集中的体现也是最关键的结果,它记录并反映了刑罚权主体控制、被害人实现有限处分权和加害人刑罚轻缓化诉求三种因素之间的博弈。刑事和解协议从性质上讲,属于公法领域内的刑事契约;从效力上看,具有民事和刑事双向规制的特点。民事赔偿和刑事责任处理是刑事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其中民事赔偿部分可定性为单务合同,刑事责任处理部分可理解为效力待定的双务合同,这一公法契约的效力可以运用私法契约的分析模式来解读。

博弈论视野下的刑事诉讼契约

契约和博弈论最早都来自于经济领域,契约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公平和资源最有效利用的研究,其蕴含的平等、合意等理念早就进入了公法领域,博弈论则被认为是决策分析的依据,用博弈论的视角分析刑事诉讼契约,正是要分析刑事诉讼契约中纷繁复杂的关系,以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试论刑事协商制度在我国的构建

刑事契约理念与我国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共通之处。在司法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在刑事司法领域倡导契约理念不仅有利于案件的快速与彻底解决,而且还体现了诉讼当事人的主体性地位,能够充分实现当事人对案件解决的参与性与互动性,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刑事契约观念为基础来构建我国的刑事协商制度,对实现刑事案件的迅速解决,实现诉讼各方都满意的结果,提高刑事司法效率,追求公正与效率都很有现实意义。

司法妥协的正义与困境——以刑事诉讼程序为视角

近年来,我国司法实务界在制度创新中尝试突破传统的刑事司法规则的硬性约束,在控辩双方的对抗之外,寻求利益间的协商、交换和正义的妥协。以诉讼中的利益各方的适当让步为特征的妥协正义是刑事司法领域无奈而又务实的选择。实现妥协正义在我国目前尚面临着宪法规定、诉讼制度和诉讼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困难,而一种可接受的妥协正义的实现需要引入刑事契约的理念并完善刑事协商程序。

宽严相济政策下的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是一项在西方发展相对成熟的制度,在我国则具有一定的自发性。本文从刑事和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现状出发,通过实践中的反思,探讨了刑事和解在目前中国的正当性,近而提出了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之路。

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证分析

刑事和解制度有助于减少羁押、节省诉讼资源、实现恢复性正义。但在实际运行中,刑事和解也引发了人们对和解滥用和暗箱操作的担心。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存在的功能性缺陷和配套措施的缺失成为突出的问题。从困境中突围的思路是树立刑事契约观念并引入诚信原则,同时从立法层面规范和解程序,并建立司法转处等配套措施。

被害人保护与刑事和解制度

近年来,由于在刑事诉讼领域"被害人被重新发现",使得被害人得以获得其应有的诉讼地位。而充分考虑被害人利益的刑事和解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具体而微的刑事契约,是对刑法契约观念的强调和补充。刑事和解制度能够缓解社会冲突,增进社会和谐,同时实现诉讼效率的提高。以被害人为中心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将极大促进中国刑事法实现从观念到体制的重大革新。

论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确立

尽管我国刑事诉讼立法成就斐然,但直至今日防止滥用诉讼职权和诉讼权利的诉讼基本原则及其对应的制度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以被追诉人基本权利保障为核心的刑事诉讼现代化尚处于"进行时态",契约精神也处于缺失状态,却需要应对协商性司法的现实问题,因此诚实信用原则的适时确立极为必要。站在现代刑事诉讼的立场上强调我国国家诚信的同时,也要一并重视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诚信。我国今后的刑事诉讼立法中除了尽快在总则之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外,还需要完善检察机关的"客观义务"与庭前会议中的证据开示义务,需要严格界定侦查权限,赋予公安机关等诚信义务,需要法官更多地本着诚信行使自由裁量权,尽可能恪守诉审同一,需要严格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需要对严重背信的诉讼行为宣告无效。

“契约刑”论——探求刑事正义问题的法治解决之道

本文从中国刑罚制度转型的历史和现实出发，为探求刑事正义问题的法治解决之道，围绕“为什么提出契约刑？什么是契约刑？如何实现契约刑？”三个核心问题，集中阐述了“契约刑”这一原创性的刑事法基本概念与原理。

论刑事证据契约的理论模型与实践样态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立,刑事诉讼模式从"压制型司法"向协同型(合作型)司法转变,这为刑事诉讼程序合意及证据契约的萌生奠定了制度基础。在合作式刑事司法模式中,控辩双方在证据场域内的合作与协商符合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势。刑事诉讼模式的转型势必带来其证明模式的相应转变。与协商式刑事诉讼模式相适应的是合意证明模式。合意证明模式带有明显的契约取向。刑事证据法律关系主体可以在取证行为、证明对象、证据能力、证据方法和证明程序上通过自愿协商达成证据契约。刑事证据契约的样态有取证契约、证据能力契约、证据方法契约、证明对象契约和证明程序契约。

论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撤回

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入法以来,其适用率不断提高,制度适用在改革过程中逐渐平稳,刑事案件认罪认罚制度正逐步实现常态化。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结果的文本载体,认罪认罚具结书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数据的攀升只能反映表象,为更好发挥尊重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保障被追诉人诉讼权益、防止发生刑事冤假错案、提供被追诉人救济程序等功能,要透过数据认清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属性和效力范围。同时,也要识别认罪认罚具结书撤回的条件及所带来的后果,破解撤回后证据资格、程序回转、回避等方面的问题。

论刑事诉讼契约化

在西方,契约理念对社会生活影响深厚,并逐渐融入刑事诉讼等传统公法之中。在我国,契约现象仅存在于极有限的私法领域,然而,为达到刑事诉讼最终解决社会纠纷之目的,需要对刑事司法进行契约化改造。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是刑事诉讼契约的两种表现形式。对刑事诉讼进行契约化改造,有助于彻底消除社会矛盾,实现经济、人权、民主等理念。

刑事和解的现状、困境与出路

刑事和解制度适应了刑事被害人地位提升、利益保障的要求,同时助推了刑事诉讼法和实体法乃至刑事政策的适度调整。刑事和解在我国面临着理念、制度和现实的种种冲突和困境。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应建立在理性反思的基础上,同时在理念、进路和具体措施做出适合我国现状的制度安排。

刑事合意证明模式研究

证明模式与诉讼模式密切相关,诉讼模式的转型必然引起证明模式的变革。随着体现控辩双方合作、协商与合意的协商型刑事诉讼模式成为一种独立的制度形态,刑事证明模式也相应地呈现出合意取向。控辩双方在取证、举证等证明环节上开展一定程度的合作与协商,形成一种新型证明模式,即合意证明模式。合意证明模式与传统分立证明模式在证明目的、证明主体的地位、事实认定结构、证明方式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刑事合意证明模式为刑事证据契约提供了理念支撑及制度依托,刑事证据契约是合意证明模式的实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