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体系化修改及现代化进路

我国《刑事诉讼法》自1979年颁布至今历经三次修改,但一直未曾就强制措施制度的若干根本性问题展开体系化补正工作。与域外“分门别类”的刑事强制措施相比,我国的强制措施仅限对人身权利的限制,不仅存在诸多内生性缺陷,还因缺乏对物、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的侦查限权,导致当前强制措施制度的系统性不足。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的建构关涉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据此,应当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进行体系化修改以使其满足现代刑事诉讼的发展要求。一方面,对人刑事强制措施的完善方向在于改革拘留制度并推进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将当前五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明确改造为到案、羁押、非羁押三类,使其轻重层次分明;另一方面,将针对物、公民隐私以及个人信息的侦查手段正式纳入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从而通过司法令状手段导入司法监督,并以“物权保护”“合理期待”“必要限度”等标准辅助检察院、法院审查评判。

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与完善——以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为背景

“少捕慎诉慎押”是国家面临刑事犯罪结构产生巨大变化、社会管控模式升级转型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深入推进的新形势下适时确立的刑事司法政策。该司法政策的核心要义在于确保刑事强制措施回归保障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功能定位,从而形成以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为常态、羁押性强制措施为兜底补充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在“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背景下,公安机关作为刑事强制措施的提请、决定与执行机关,其办案人员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时存在对“少捕慎诉慎押”政策认识不到位、对各项强制措施适用标准掌握混乱、羁押性措施适用率过高、超期羁押现象较为普遍等问题。因此,亟须从转变办案人员司法理念、发挥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替代适用、合理控制逮捕适用比例、健全工作考核机制及责任追究机制等角度,破解公安机关刑事强制措施适用过程中的现实难题。

论监察调查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衔接

监察体制改革后,宪法及监察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要建立互相制约、互相配合的工作机制,这就对两者之间的衔接提出了明确要求。在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中,监察调查措施和刑事强制措施的衔接至为重要。在工作实践中,监察机关要区分案件不同阶段以及措施采用的先后顺序,妥善解决与司法机关在措施上的衔接问题,达到既依法依规办案以打击犯罪,又充分保障被调查人合法权益以保障人权的目的。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以国内外相关文献为样本的分析

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研究对刑事诉讼中国家公权力和公民基本权利之和谐关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知网(CNKI)截至目前收录的学术文献为研究样本回顾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研究历程可以发现:纵向上,相关研究由来已久且成果较多;横向上,相关研究内容丰富但尚有深化的空间。从比较法的视角观察,对域外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研判,可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思路。结合我国的立法特色,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改良背景、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运行原则、刑事强制措施类型的扩大化、刑事强制措施证明标准的设计以及程序制约机制的建构。

比例原则视角下刑事强制措施证明标准的完善

我国立法有必要在比例原则的指导下完善刑事强制措施证明标准,以利于侦查机关打击犯罪并保障公民免受刑事强制措施的不当干预。根据比例原则的三重意涵,刑事强制措施证明标准的建构应符合目的正当性、措施必要性和结果相称性的要求。当前立法对刑事强制措施证明标准的设计基本付之阙如而亟待完善。结合不同刑事强制措施对公民人身自由权干预强度的不同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逮捕的证明标准宜设定为相当理由,拘留、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的证明标准宜设定为存在合理的怀疑,拘传的证明标准宜设定为存在单纯的怀疑。

我国对物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的反思与完善

对物刑事强制措施是对被追诉人财产权的干预,反映出了刑事诉讼中国家公权力和公民财产权之间的紧张关系。由于财产权系公民基本权利、刑事侦查技术革新迅速、对物刑事强制措施与财产权之间的冲突明显,刑事诉讼法应当以对物刑事强制措施为背景,从立法层面助益于被追诉人财产权的有效保护。然而,当前我国对物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存在基本定性不当、启动条件模糊、程序制约缺乏等问题。对此,未来立法应当将对物刑事强制措施纳入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予以规制、明确对物刑事强制措施的证明标准、构建对物刑事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机制。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的检视与重构

2018年《刑事诉讼法》因循旧制,仍仅将刑事强制措施限于干预人身自由权的五种强制方法。该立法模式不符合刑事强制措施的本质,未给予除人身自由权外的其他基本权利足够之关切。为全面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应予重构:以刑事强制措施本质为出发点,以《宪法》上公民基本权利体系为立足点,以引入《民法典》中具备基本权利属性的部分民事权利为创新点,通过后者弥补前者之基本权利规范不足的缺陷,形成以人身自由权、财产权、隐私权为干预对象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新体系。

刑事强制措施的完善与实施

刑事强制措施兼有诉讼保障与人权保障的双重功能,其设置与实施均应坚持程序法定原则、必要性原则、比例原则、令状原则,并贯彻司法审查制度。新刑事诉讼法对我国的强制措施制度进行了重大修改,丰富了强制措施的内容,明确和细化了各类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与程序,进一步强化了我国强制措施体系的系统性与层次性,总体上符合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立法预期;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与有待商榷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更为重要的是,在未来的实施过程中,应当准确领会立法意图,明确细化法律规定,并不断探索健全相关配套制度。

论刑事强制措施的司法救济

对于强制措施予以司法救济,能够制约强制措施的滥用,并能给受到不同形式强制措施的公民有效的权利救济机会和途径。我国强制措施实施方面缺乏有效的救济措施,难以防止强制措施被滥用的危险发生。司法权介入强制措施目的就在于营造一个控辩双方共同参与,由中立裁判者依法进行裁决的司法环境。从维护人权角度,将强制措施纳入统一的司法审查的范围,对强制措施提供司法上的救济,借此完善我国强制措施制度的整体构造。

刑事强制措施适度适用与限制适用研究

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有条件限制,但在现实中常常会出现滥用或不当适用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司法、执法人员对刑事强制措施适度适用与限制适用的理念不强。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要注意合法性、必要性和比例性或者说相当性。因此,必须加强对司法、执法人员职业操守的教育和培养,强化他们的强制措施适度适用、限制适用的理念,实行令状主义,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贯彻“以案件为单位原则”,以及刑事诉讼及时原则。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重构

我国现行刑事强制措施制度虽然在惩治犯罪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价值追求、体系建构、具体制度设计等方面存在偏颇和严重缺陷,应按照必要、适当和权利救济原则,重构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完善相关制度,健全救济机制,寻求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基本平衡。

试论行政强制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的区别及其与行政诉讼的关系

我国公安机关一身兼二职，既享有所谓刑事侦查权又执掌着公安行政职权，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过程中，有权依法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监视居住、取保侯审、扣押物品、冻结、搜查、收容审查等强制措施；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也有权对违法行为人的人身、财物实施查封、...

论刑事强制措施的概念——以权利为逻辑起点的分析

我国刑诉法只对限制、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作为强制措施,而法治发达国家的做法是,强制措施的判断标准是根据该国的立法,某项涉及国家强制力的措施是否有可能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本文在对法律概念理论基础的发展进行考察基础上,认为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也应以宪法基本权利作为概念基础,以此作为立法构建强制措施种类、程序体系的起点,并由此保障被追诉人的主体地位。

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完善

在法治建设进程中,以保障诉讼顺利进行为主要功能的强制措施,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不够,国家公权力任意解释法律规定、越权行使权力以及限制或侵害涉讼公民的权利和利益。本文以刑事强制措施诉讼保障功能为定位,在分析强制措施产生与演变历史轨迹的基础上,阐述刑事强制措施的性质、功能、适用原则,并结合实践中的积极意义与负面效用,及当前国内外对强制措施的热议,立足于《刑事诉讼法》现行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逐一剖析,论述改革与完善的具体路径。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中的“相当理由”之变迁——兼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证明标准的完善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中的"相当理由"在司法实践中经历了从一元向多元的嬗变,与之遥相呼应,美国理论界也一直存在着"相当理由"究竟是固定标准还是滑动标准的论争。我国未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借鉴美国法上的"相当理由"标准,在遵循比例原则的基础上,规定多元化的刑事强制措施证明标准的同时,建立相关的配套措施,保障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正当化。

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正当性内涵及标准分析

对于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正当性的分析能够为该制度的完善提供方向性参考。既有研究更多的从制度的一般正当性考虑的多,从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正当性的内涵及标准进行分析,可以有利于该制度的完善。

刑事强制措施中的令状制度研究——从美国法的角度切入

在刑事强制措施适用中,令状制度有助于监督、制约强制处分权的行使,为被干预者的权利救济提供依据,保障其免受无理强制措施的侵犯。令状的签发主体必须为中立的司法机关,且基于相当理由的证据基础,适用对象及范围必须具体化。令状制度存在的局限性需要事后司法审查机制来弥补。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借鉴令状制度的精神,改造刑事强制措施决定权配置模式。

对刑事强制措施改革的基本设想

刑事强制措施的设计直接体现着刑事人权保护的法律状况。"79"刑事诉讼法和"96"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刑事强制措施的规定与现代司法理念相悖的地方甚多。所以,应从强制措施种类的存与废、逮捕制度的改革、独立羁押制度的设立以及强制措施的变更、解除等方面进行构思,以期完善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制度。

犯罪分层的程序性标准及模式初探:以刑事强制措施为观照

立足于实体法的形式或实质犯罪分层标准存在缺陷,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呈现出相当的层次性梯度结构,是实然的犯罪分层程序性标准,是活着的犯罪分层,我国应倡导重罪、轻罪和轻微罪(微罪)的犯罪分层模式。

留置与刑事强制措施的兼容

全国人大常委会赋予监察委员会采取留置的权力,然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强制性措施并未包含留置。《监察法草案》对留置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但并未解决留置与刑事强制措施之间的竞合。这主要在于,留置的设置过于模糊,也未赋予监察机关羁押替代措施。通过细化留置的设置,赋予监察机关羁押替代性措施,化解留置与其他刑事强制措施之间的冲突,既有利于监察机关合理行使监察权,也利于保障被调查人的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