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性税务诉讼中纳税人的举证责任

在刑事性的税务诉讼中,在坚持无罪推定原则及控方对犯罪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基础上,规定一部分控方难以证明甚至无法证明,而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纳税人易于证明的辩护事实由纳税人承担举证责任,将有利于查清事实真相及实现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的平衡。同时,在设置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纳税人承担举证责任制度时,为了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应严格限定其适用范围和法律后果。

刑行衔接视角下非法狩猎罪的刑事违法性判断

近年来,部分关于非法狩猎“三有动物”的案件存在罪责刑不相适应的现象,引发公众诘责。在非法狩猎案件的判决中,主要存在着行为犯化严重、犯罪故意与犯罪阻却事由缺失、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倒挂等问题。这些现象与问题的根源在于未对行政犯中的刑事不法进行独立判断。对行政犯认定的标准不能背离明确性、谦抑性、补充性等刑法基本理念。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已经对基本原则、保护名录评估、动物致害救济等作出新的规定,非法狩猎罪的司法解释也应当与之相衔接。应当在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论指导下,突出“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刑事不法性,将“禁猎期、禁猎区或使用禁止工具狩猎”解释为对“违反国家规定”的强调,重新考量、补正“情节严重”要件的司法解释,通过增设行政处罚前置条款、常业犯、常习犯条款、非法定目的要素等方式限缩罪名成立,以情节和结果共同划定累积犯微量致害的界限,避免将行政违法行为直接作为犯罪处理。

自杀行为规范属性及刑事归责的法教义学诠释

刑法理论中对于自杀行为的性质是合法、违法还是归属“法外空间”的分歧,缘于将生活语意上的自杀现象与规范意义上的自杀行为混为一谈。根据主观上的纯粹自愿自主与客观上的完整自我支配与否,规范意义上的自杀行为可分为自主性的自杀和非自主性的自杀。自主性的自杀行为在法规范上是完全自由地组织、处分自己生命的行为,不存在法益侵害的空间,彰显公民真正的自治自律,是宪法赋予公民自我决定权的全部实现。非自主性自杀行为是在他人介入、干涉的因素影响下实施的,基于生命法益的高度人身专属性和不可流转性,非自主性的自杀行为实质上具有法益侵害性。它在形式上符合“杀人”的构成要件类型,具有客观的实质刑事违法性,而自杀者终极性地陷入自杀决意后无法形成反对动机,丧失了他项行为选择,在责任上由于不具有期待可能性而免于刑事非难。

法定犯的刑事违法性判断

法定犯具有双重违法性,其在违反前置法规定的同时又违反《刑法》的规定。法定犯的刑事违法性具有从属性。前置法作为法定犯违反的前置性法律法规,对法定犯刑事违法性的判断具有重要意义。不违反前置法规定的行为,不可能违反《刑法》的规定,因此也就不可能具备刑事违法性,但不能由此得出违反前置法规定的行为一定具有刑事违法性的结论。就法定犯的刑事违法性而言,应立足于其保护的法益进行独立判断。《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违反前置法的规定是法定犯成立的前提;只有违反前置法规定的行为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才可能成立法定犯。

行政犯适用限缩的必要性研究

伴随着产业化程序、全球化程度等提高,各类充满着风险的事件不断发生。诸多风险使得公民的不安感随之增强,面对风险社会环境下诞生的新类型的违法行为,刑法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在立法层面呈现出犯罪化趋势。行政犯的扩张是刑法犯罪化的表现之一,尤其是实践中引发广泛争议的诸多司法案例出现,不可避免地动摇了刑法法益保护功能以及行政犯双重违法性等理论。基于刑事立法层面已经扩张行政犯的状态,有必要从司法适用环节限缩行政犯。

网络爬虫技术使用过界的刑事责任认定

虽然网络爬虫技术本身是技术中立的,但对其过界使用可能产生刑事责任,应采取行为对象与行为模式的二元分析路径进行刑事责任分析。从行为对象上看,对于使用不具有技术突破功能的网络爬虫技术,可以根据爬取的数据类型分析。具体来说,爬取他人电子书、视频等著作权作品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爬取不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应按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爬取的数据具有商业信息价值但不具有刑法上法益的,可认定为民事上不正当竞争。从行为模式上看,利用网络爬虫技术突破网络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措施非法获取数据的,应按照计算机信息系统类犯罪论处;国家事务信息属于数据的特殊领域,爬取该类数据信息的应按照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论处。而爬取的数据公开与否不影响计算机犯罪的认定。

数据爬取行为刑事不法认定的应然转向

滥用数据爬取技术有必要动用刑法加以规制,但司法实务及理论界的主要观点皆以爬取行为避开或突破技术保护措施作为判定刑事不法性的依据,导致刑法保护对象发生偏误,也抽空了数据犯罪的法益保护内容,抑制了数据公共价值的释放。以数据分类分级为基础建构数据安全法益,对数据爬取行为刑事不法的认定要以在客观上侵犯数据安全法益,主观上对行为方式与爬取数据的总量、数据表征的信息内容存在明知的事实上进行。数据爬取行为刑事不法性标准的重塑可作为《刑法》第285条第2款的“违反国家规定”与“情节严重”之间构建适格的构成要件行为的过渡,并可为非法获取数据行为确立值得刑法规制的罪质。

刑事大数据证据的证据化路径研究

大数据分析因其准确性、智能性、适配性而被应用于侦查活动中,由此产生的大数据分析结论能否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依据,不可一概而论,唯有区分广义、中义、狭义的刑事大数据证据,厘准证据属性,并在刑事证据场域中厘定大数据证据在证据体系和证据种类中的定位以及影响大数据证据生成的空间要素和时间要素,厘清电子数据、作为间接证据的大数据证据、作为犯罪线索的大数据证据的区别。在此基础上,通过层次化的立法路径,为总结性的刑事大数据证据和预测性的刑事大数据证据设置不同的审查规则,将刑事大数据证据循序渐进地运用于刑事审判中并作为定案依据。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及其关系论

该文通过对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概念的解析,以及对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两者关系的探讨,阐明了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即社会危害性决定刑事违法性,刑事违法性征表社会危害性,两者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刑事法律上犯罪的完整概念。

论刑事违法性的概念、构造及功能

刑事违法性的概念是刑事违法性理论的起点,对其作出恰当的定义是刑事违法性理论不断深化的需要。刑事违法性的概念应在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属种关系以及刑事违法性的刑法功能中加以把握。为了明确刑事违法性的内涵,必须进一步深化对刑事违法性的分类以及刑事违法性与一般违法性关系的认识。形式与实质的统一生成了刑事违法性的构造性,并可从犯罪的法律概念和犯罪构成的系统性中得到解答。刑事违法性的构造性是刑法保障人权价值的内在要求。刑事违法性的功能由其构造性所决定,当然的具有出罪功能。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辨析——重在从“罪刑法定”视角观之

一个时期以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争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是属于两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问题。在“罪刑法定”原则下,社会危害性更应当回归于犯罪学之中,而在刑法学中用法益侵害和严重的法益侵害取而代之,并且它们只有被明确规定在刑法中才能叫刑法法益侵害。这样规定,不仅剔除了“社会危害性”这一宏观、模糊的、甚至易受主观价值取向改变的犯罪定义标准,而且有利于刑事司法操作。

刑事违法性概念初论

刑事违法性作为一个科学概念,主要应从司法刑法学层面界定;它是司法刑法学的基础概念,传统的社会危害性概念应内化、消融于刑事违法性概念。刑事违法性在逻辑内涵上包括相互关联的形式的违法性与实质的违法性两个侧面,应正确理解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实质的刑事违法性的判断标准,应当是法律标准,而不应当是道德标准或政治标准,尽管前者与后两者具有内在的联系。

论商业贿赂行为的刑事可罚性

惩治商业贿赂有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两种手段。就刑事处罚而言,商业贿赂行为为什么具有刑事可罚性,哪些商业贿赂行为具有刑事可罚性,司法机关应如何处罚具体的商业贿赂行为,便具有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的新解读

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这一刑法学命题,近年来受到学界许多学者的质疑与批判。质疑与批判的理由主要集中在社会危害性具有模糊性、易变性,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之间存在着冲突,并会破坏罪刑法定原则。同时,有学者对社会危害性理论进行辩护和论证,但是仍未消除批判者们的疑虑。正确解读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的关系,仍是刑法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条件。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刑事违法性是犯罪评价的基本标准,社会危害性是犯罪评价的限制性的补充标准。

犯罪与刑事违法性关系论纲

犯罪可以从形式的犯罪、实质的犯罪、司法评价的犯罪三个侧面来加以阐释。形式的犯罪就是罪刑规范;实质的犯罪是全部具体罪刑规范的共同法律本质。两者都是立法者的意志体现。它们本身都没有刑事违法性,只是刑事违法性的判断标准。只有司法评价的犯罪,才存在刑事违法性判断。我国本无刑事违法性的理论,应当创建。只有创建了科学的可操作性的刑事违法性理论,才能既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又贯彻"无危害即无犯罪"原则。刑事违法性是司法者评价生活行为事实在客观上是否违反法秩序的步骤和标准。它是犯罪成立条件之一。我国应当对《刑法》第13条赋予新的理论内涵以完成刑事违法性理论的创建。

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关系辨正

我国刑法理论在犯罪特征的范围内谈论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 ,将两者的冲突直接换位为形式违法性和实质违法性的冲突的理论值得商榷。应受刑罚惩罚性是前两个特征派生出来的法律后果 ,不应在犯罪特征中占有一席之地。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和谐地统一于犯罪的特征之中 ,具有同等地位。立法阶段两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 ,司法阶段两者是一般特征与除斥特征的关系。

教师惩戒行为的刑事可罚性探究

刑事可罚性是判断教师惩戒行为犯罪与否的重要标准。一般而言,教师惩戒行为可能被认定为法令行为、被害人承诺或者正当业务行为而排除其刑事可罚性。其中,法令行为中的"权利行为"强调教师的职业与专业特性,更符合教师惩戒行为的正当化要求。教师惩戒行为的正当化依据主要有目的说、法益衡量说和社会相当性说。相较之,"社会相当性说"注重对学生权利的保护和教育秩序的追求,更具包容性和实用性。教师惩戒行为的正当化构成需要满足"指向学生特定的偏差行为"、"主体是从事教育、管理的教师"、"以教育学生为目的"、"遵守教育法律法规"、"不能超出必要限度"五个要件,反之则有入罪之可能。

刑事违法性的刑法学地位:基于相互关系的考察

在以往的中国刑法理论中,刑事违法性问题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刑法学的诸多其他相关问题便没有得到相应的深化。于是,刑事违法性的刑法学地位问题便凸显出来。深入考察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犯罪特征、犯罪构成和罪刑法定原则的相互关系可知,刑事违法性的刑法学地位将在刑法学其他问题的深化中逐步显现出来:刑事违法性是刑法学犯罪论的最高范畴。

刑事违法性新解读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刑事违法性有两大误读:刑事违法性是指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刑事违法性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犯罪的概念应该是指具有社会危害性、符合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惩罚性的行为。根据该犯罪的定义,我国的犯罪构成新体系三要件应为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与应受惩罚性。

地方性刑事诉讼规则研究

地方性刑事诉讼规则的产生与单一制下制定法无法满足地方司法需要和中国的特殊法治发展模式密切相关。一方面,地方性规则有利于发掘地方资源优势和解决地方特殊问题,有利于为普遍性难题的化解累积经验教训,有利于避免自上而下的刑事程序变革所引发的秩序混乱,有利于搁置价值之争和刑事程序改革的启动,也有利于填补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漏洞。另一方面,地方性规则也存在参与性和公开性不足、不能真正回应地方性实践需要、中立性不足和缺乏其他程序性规则的协调并进、发展空间越来越有限等缺陷。在未来,一方面需要通过集中授权和差异化授权,在顶层设计上解决地方政法机关制定规则的合法性难题,另一方面需要以正当性标准对地方性规则的内容和过程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