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行政执法权与刑事执法权的界定与衔接

公安机关作为特殊行政主体,既具有行政执法权又具有刑事执法权,深入分析在执法过程中如何针对不同案件适用不同的执法权力,并注意特定情况下两种执法权的相互转换和有机结合,对规范公安机关执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具有现实意义。

环保警察行使刑事执法权成效初显

随着我国铁腕治污的深入推进，目前广东、北京、浙江等地陆续建立了环保警察队伍。据媒体调研，环保警察通过行使刑事执法权有利于改变当前“企业无赖、环保无奈”的境况，且在固定证据和提高办案效率方面优势明显。基层环保人士和部分专家建议，我国应尽快建立环保警察制度，健全环保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让打击环境犯罪从“运动式”走向常态化。

法治视野下的警察刑事执法制度改革——以不规范执法制度的成因及其规制为中心

我国警察刑事执法实践中面临着诸多问题,现有刑事执法活动存在制度缺陷,如刑行交叉,缺乏独立性及严格科学的用人绩效保障机制等。改革刑侦体制、构建现代警务制度、规制违规执法,需要针对公安机关刑事执法权,建立买单制、问责制,明确责任倒查和追究的主体,变注重“事后监督”为注重“过程监督,”变注重“阶段性审查”为注重“一事一追责”。

“人性化执法”刍议

小时候,一吵闹,父母总是用“公安来了,再吵就叫公安抓走！”现在许多父母哄小孩也总是用警察会抓人的话唬小孩,把小孩的吵闹镇住。可见。公安威严的形象在百姓脑海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们早已经习惯了一些与警察相关联的形容词: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人有情法无情……现在当我们面对“人性化执法”、“法制现代化”等新概念时。

关于警察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要想使公安工作适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来的巨大社会变革,必须对警察体制进行积极而又慎重的改革。警察体制改革应坚持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的原则,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原则,依法治国的原则,精简、规范、效能的原则。改革开放以来的警察体制改革,顺应了经济市场化的历史趋势。要进一步改革警察体制,必须重新明确划分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触动“条块结合、以块为主” 的体制的核心。而首先需要明确的,就是刑事执法权是地方事权还是中央事权。警察体制改革应当避免由“块块分割” 变成“条条分割”,按下葫芦浮起瓢。

弗雷泽公司诉加拿大海关违宪取证追缴税款案评析

为了有效打击走私犯罪和偷逃关税这类违法行为,许多国家的海关法除赋予海关诸多的行政执法权之外,还在一定限度内赋予海关在查处这类案件时拥有搜查、侦查、拘留、扣押、审讯、逮捕等项刑事执法权。从理论上讲,海关的行政执法权与刑事执法权各有其确定对象和适用范围,两者之间的边界划分十分明确;但从实践看,这两类权力的启用条件有时又显得较为模糊,尤其是在嫌疑人违法情事乍现、海关仅掌握初步证据、案件的罪与非罪性质尚未明朗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一般而言,面对犯罪行径的蛛丝马迹,海关若运用查验、稽查、核查等行政权力来调取证据,客观上存在着种种困难,行动中很可能打草惊蛇甚至无功而返,而凭借刑事执法权所独具的威慑力和强制力,海关办案人员通常可以迅速突破案情,获取确凿的证据,进而成功地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后一种过程中往往也存在另外一些意想不到情形,例如由于案件性质并非预想之严重,或者由于犯罪事实难以确证,或者由于启用刑事执法权的条件不充分或时机不成熟等等诸如此类的原因,从而可能造成案件久攻不破的被动局面,有时只好无奈撤案或转作行政处理。然而现实中一旦出现这种结果,涉案当事人往往就会以其法定权利或法定权益(尤其是人身自由权)受到侵害为由寻求法律救济,诉诸公堂之时,海关在刑事执法过程中的某些漏洞或瑕疵就有可能暴露无遗,败诉的风险显而易见,本案即为一宗典型例证。观之庭审过程,法庭首先极其关注海关违宪取证是否对当事人的人身自由权造成了不法侵害,并就此做出了不利海关的判定;其次,法庭重点关注海关行使刑事执法权中出现"瑕疵"是否偶尔为之抑或一贯如此,当然其认定结论算是对海关网开一面;最后,法庭又从实用主义出发,认可了海关以动用刑事执法权获取的证据转而用作正当行政处理的结果。当然,其所演绎的审判逻辑是否过于牵强,是否真正能够维护"司法的信誉",也是见仁见智,可能至少难以让原告信服,但最起码它也给人以思辨的启迪。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海关自《海关法》2000年修正而被赋予了查缉走私犯罪的刑事执法权之后,十余年来该种权力的实际运用中也屡有类似本案的纠纷发生,在司法审查中败诉的风险如影随形,这也警醒我们对刑事执法权的调用不可轻率从事。还应看到的是,随着我国《行政强制法》的颁布实施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上议事日程,"公权必治"的法治理念正日渐深入人心,强化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已成大势所趋,海关重视其权力运行的自我约束亦显得尤为必要。此为介绍本案例的初衷。

刑事侦查权与治安管理权分离刍议

我国公安机关的警察权是刑事侦查权和治安管理权相混合的结构。这不利于相关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和独立运行,容易造成权力滥用。为建设法制文明,使警察权更好地发挥维护秩序、保护人权的功能,就要明确划分警察公共管理活动中的权、责范围,把刑事执法权和行政执法权分开,刑事执法权由中央统一行使,行政执法权由地方分别行使。

社区矫正工作需要明晰的几个问题

社区矫正的价值理念和立法精神直接决定着社区矫正的制度建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应是以“教育矫正”和“融入社会”为特质的制度形态。教育帮扶则是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核心和重中之重。从社区矫正的权力性质来看,社区矫正的权力属于特殊司法行政权的范畴,是公权力的表现形式,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个层次: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权、社区矫正的刑事执法权、社区矫正的行政管理权。不同的权力分属于不同的社区矫正参与机关。刑罚执行是社区矫正的法律基础,是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合法性依据;刑事执法是社区矫正的保障和前提,为有效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奠定基础条件;教育帮扶是社区矫正的主要目的和核心内容,也是《社区矫正法》的价值取向。

中国海警局成立后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结合政府相关文件,对中国海警局成立后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针对我国海上维权立法、执法实际,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的路径。

直面公安体制改革四大问题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变革时期,公安工作要适应随经济体制改革而来的巨大社会变革,必须对公安体制进行积极而又慎重的改革,这已成为共识。但对于如何改革,目前来看仍然处在探索之中。笔者认为,公安体制改革关键要处理好以下四大难题。

树立和落实科学治关理念——访海关总署署长牟新生

海关是国家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在依法行使行政执法权的同时还行使部分刑事执法权。做好新时期的海关工作，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和落实科学的治关理念。为此，记者采访了海关总署署长牟新生，请他谈谈海关部门树立和落实科学治关理念的办法、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