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指导性案例的理性重塑与类案判断

同案同判作为一种形式意义上的司法要求,并不能充分说明待决案件援引指导性案例进行裁判的正当性基础,需要一般性规则对其进行实质性的补充。法律领域的类比推理要求一般性规则需要具有合法律性与规范性两种特质。刑法构成要件作为类型思维在具体部门法中的产物,能够成为刑事裁判领域的一般性规则。这一规则在对构成要件要素的解释过程中不断具体化,并使得刑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呈现出类型化的思考倾向。严格意义上的类案判断标准过于强调整体事实,限缩了指导性案例的适用范围,无法满足刑事司法的实践需求。以刑法构成要件要素为指引,能够建立一种宽容意义上的类案概念,并以动态的类案判断方式激活刑事指导性案例的制度活性。

新型受贿罪的司法认定:以刑事指导案例(潘玉梅、陈宁受贿案)为视角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中,刑事指导性案例具有重要的地位。刑事指导性案例对犯罪认定与刑罚裁量等有关法律问题,采取提炼指导性案例中的裁判要点的方式,确立了有关司法规则。本文以潘玉梅、陈宁受贿案为对象进行规范分析,重点研究裁判要点,认为这一裁判基本上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意见的重复,案例指导制度的设立初衷并没有实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本案,发现一些在阅读条文化的司法解释时不能得到的收获,尤其是具体的案情对于我们理解司法解释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向度与纬度:刑事指导案例的再思考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的发布旨在解决同案异判难题及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但在司法实践中其参照率和参照频率偏低,指导流于形式。究其原因在于刑事指导案例的定位不准和效力模糊。本文在与司法解释、判例的对比基础上,指出刑事指导性案例应限定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内,以司法适用过程中自然产生的案例来明确刑法规范,实现类似案件的类似裁判;在效力权源上通过与成文法和司法解释的比较,演绎出刑事指导案例的拘束力只能是屈居于成文的刑事法律规范(含司法解释)之下的略低于司法解释的事实拘束力。

刑事指导性案例同司法解释的关系——补充说的证成

关于刑事指导性案例同刑事司法解释的关系,学界与实务界大致形成三种观点,即取代说、并立说、补充说。取代说缺乏对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互补性的考量,从当前与长远来看,均是不足取的;并立说将指导性案例等同于司法解释,否定了两者在内容与效力上的区别,忽视了两者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相互转化的紧密联系;补充说从原则上来讲是成立的,但仍需要从刑事指导性案例和刑事司法解释各自优缺点的互补性等细节上予以证成。从实然上来看,刑事指导性案例同刑事司法解释并行不悖,从应然上来讲,两者相辅相成。

论刑事指导性案例与条文化司法解释的关系

案例指导制度的确立,形成了刑事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两种司法性解释并存的局面,引发了二者关系的问题。纵观所有已发布的具有刑法解释内容的指导性案例,其与条文化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平列关系""铺垫关系"和"递进关系"三种类型。现阶段,应当取消"平列关系"模式,进而从刑法解释路径的优化选择出发,积极推进"铺垫关系"和"递进关系"。从长远来看,应逐渐减少条文化司法解释的运用,向单一的案例形式的刑法解释模式过渡。

刑事指导性案例“指导性”要素分析与批判——以“潘玉梅、陈宁受贿案”为样本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刑事指导性案例要获得"共同体共识",就必须符合《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的条件。从第一批刑事指导性案例开始,尽管每个案件裁判要点中包含了入选案件适用法律的基本意见,但是在定罪指导性、法律适用指导性和文书形式指导性等要素方面并不明确,因而难以最大程度地发挥指导性案例的应有功能和价值。以"潘玉梅、陈宁受贿案"为样本分析刑事指导性案例在指导性要素上如何加以改善的问题,或许能够促进我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走向成熟。

最高院刑事指导性案例适用研究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当前由最高院发布的刑事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状况,论证最高院刑事指导性案例援引数量不理想、效力不明确、援引方式不规范、缺乏监督等问题,提出明确其准法源地位、规范援引方式,把控案例生成机制、完善监督方式等完善建议。

赋予刚性效力:刑事指导案例的内在机理与应然架构

司法适用失灵与理论研究阙如使“赋予刑事指导案例刚性效力”的议题应运而生。刑事指导案例的刚性效力,是指最高司法机关所公布的刑事指导案例对司法人员具有一种内在的约束力,违背刑事指导案例作出裁决,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应当参照”的规范表述难以表达我国刑事指导案例已经具备刚性效力的司法属性,而刚性效力的内外表现应从司法人员的内心束缚以及法律后果的外在制约两方面进行剖解。我国刑事指导案例能够有效地被赋予刚性效力,根源在于其具有立法和司法的双重正当性根基。刑事指导案例刚性效力的路径架构可从理念遵循以及体系构造两大维度展开,包括协同制定刑事指导案例、固守公平正义理念和遵循适时性原则的三大理念遵循,以及英美判例制度之移植、作为司法裁决之依据和直接“改判”或“发回重审”的三大体系构造。其中,直接“改判”或“发回重审”的方式是三大体系构造路径中的最佳抉择,其他两大体系构造因与我国本土实情或司法裁判推理模式不符而值得商榷。

论刑事指导性案例的法律监督

刑事指导性案例基本上属于一种案例形式的法律解释,“两高”的刑事指导性案例发布权具有司法解释权的权属。指导性案例是“两高”行使司法解释权的表现形式,不存在形式合法性的问题,但在实质合法性层面,在缺乏必要的监督之下,指导性案例中解释内容的合法性仍值得怀疑。目前,对刑事指导性案例的监督主要体现为“两高”的自我监督,优势与缺陷并存。对刑事指导性案例为何要纳入法律监督、能否纳入人大法律监督以及如何监督等问题仍有待厘清。通过对刑事指导性案例属性的认定、现有立法的解析以及对纳入法律监督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审视,刑事指导性案例可以被纳入现行人大法律监督制度中,并以其特有的监督方式和内容发挥着重要作用。

刑事指导性案例司法适用的考察与反思

案例指导制度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新成员,自2010年确立以来在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一直饱受争议。迄今为止,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公布了24批共139个指导性案例,其中刑事指导性案例仅有22个。对22个刑事指导性案例的司法适用进行实证文本分析,分析其在质量与数量上存在的问题,在质与量的优化上提出完善路径,从而实现刑事指导性案例的指导功能,以统一裁判尺度,维护司法公正。

刑事指导性案例生成的主体性考察——以C直辖市司法人员实证访谈为基础

社会工作中,主体对主体性认识程度、实现程度决定了工作积极性与工作成效。刑事指导性案例生成机制中虽存在多元主体设计,但掩盖不了单一主体推动制度落实的现实。原办案单位的法官、检察官是刑事指导性案例的报送、推荐主体,但其在整个指导性案例工作机制中因付出多回报少而工作积极性不足。又因刑事指导性案例生成中标准确定被行政化管控而丧失。相较而言,在生成机制的主体性考察方面,与正面宣传相反的坊间信息更有可信度,进而也暴露出被遴选出的指导性案例从长远来看,其生命力与指导性值得担忧。

通向同案同判——刑事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的关系研究

作为通向“同案同判”的两条主要进路,司法解释从形式上、刑事指导性案例从实质上,共同保障法律适用的统一。刑事指导性案例与“批复”类司法解释属于自下而上的生成方式,“解释”和“规定”类司法解释属于自上而下的生成方式;司法解释的效力是静态的,来自法律的授予,适用方式采取演绎推理的方法,刑事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是动态的,强度主要取决于其裁判理由的说服力和与待裁判案件的关联度,适用方式采取类比推理的方法;从实然层面来看,司法解释与刑事指导性案例在形式上难以区分,在内容上形成了重复、补充、延伸的复合关系;在功能划分上,司法解释适合处理经验充足且具有普遍适用价值的法律争议问题,刑事指导性案例适合应对经验不足,临时性、政策性的情况。我国正处在司法改革的转型期,司法解释作为法治发展水平较低阶段的“遗物”生命力仍然顽强,刑事指导性案例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但没有完全成熟,由此形成了司法解释制度强势,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弱势,二者将长期共存的局面。今后,二者仍需不断完善与发展,优化关系结构,助力建设更高水平的中国特色法律解释制度。

刑事指导性案例司法适用的实践困境与增效路径

案例指导制度自创立之初便被寄予了极高的期待,但相较于最高人民法院的积极推进和理论研究的蓬勃热情,其在司法实践中却遭受了冷遇,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制度实效。法律的价值在于实施,案例的生命在于参照,若刑事指导性案例长期得不到有效适用便会丧失其生命力,长此以往甚至可能导致案例指导制度表面繁荣之后归于沉寂。因此,本文以刑事指导性案例的司法适用现状为分析基点。

刑事指导性案例“应当参照”的困境与出路——以刑事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为思考方向

我国刑事指导性案例的参照情况,既关联着审判实践的法律适用,也成为刑事案例指导制度运行情况的晴雨表。当前,刑事指导性案例"应当参照"的制度落实在影响力、精确性和接纳性上均遭遇了瓶颈,导致刑事案例指导无法真正助力于审判实践。案例指导制度欲突破瓶颈,应处理好典型性与普遍性、抽象性和具体性、强制性和说服性等三大关系,并结合司法理念、司法技艺、机制保障等方面进行完善。

刑法构成要件要素的类型化——以刑事指导性案例参照制度为切入点

立足于指导性制度案例走入司法的背景,为解决目前刑事指导性案例参照制度的困境,尝试通过“刑法构成要件要素类型化”来解除我国法官运用指导性案例时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顾虑,重新认识刑事指导性案例参照制度天然的类比推理属性及其合理性所在,厘清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界限,协助我国司法人员再认识类比推理:运用类型化的构成要件要素以识别类案,促进我国刑事指导性案例的准确司法应用。希冀在刑法构成要件要素类型化的作用下,推动刑法各罪名要素更为清晰,刑法体系更加融洽。

死缓适用标准的实证研究——以刑事指导案例为视角的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在界定死缓适用标准时遵循了先确定死刑立即执行的标准、再反向推知死缓适用标准的逆向思维,也即只有在客观危害极其严重,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极大的情况下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缺少上述任一条件一般只适用死缓,而非死刑立即执行;适用死刑时,既要注重法律效果,也要兼顾社会效果。

判决充分说理与刑事指导案例制度

在选择刑事指导性案例方面,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千挑万选、极为用心,但许多案例缺乏对基层司法实务的指导作用,重申以往司法解释的案例占绝大多数,使得许多指导性案例难以真正发挥指导功能。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目前的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说理明显不足,有的基层法官的创造性没有充分得到发挥,有的基层法官不能娴熟运用法律解释方法,使得难以形成有意义的判决,挑选指导性案例难乎其难,只能在重申公共政策、重申司法解释、抚慰被害人等方面下功夫。因此,较为紧迫和必要的改革出路是:培养一线法官的解释能力,大幅度改革刑事判决书制度,为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长远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在当前中央大力推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导,对1999年《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进行改革,强化刑事判决书的说理,大幅度增加"本院认为"部分的内容,就应该提上议事日程。这一项改革,应该和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推行的裁判文书公开一道,成为倒逼司法公正的重要"技术手段"。

刑事指导性案例的效力证成与司法适用——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指导性案例为分析进路

刑事指导性案例应遵行罪刑法定原则,其效力不是"有无"问题,而是介于规范与事实层面效力的程度"大小"问题在效力位阶上,刑事指导性案例低于刑法与刑事司法解释,应当规范适用扩张解释。在司法适用上,应建立以全案指导的多元参照体系,全部诉讼参与人等多方寻找机制。欠缺案件必要事实关联性与指导性案例存在瑕疵两种情况,排除刑事指导性案例对待决案件的适用。在刑事指导性案例的变更方面,可以通过刑事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发布新指导性案例的形式进行修正。

论刑事指导性案例对刑法解释功能的补足

我国特有的抽象刑法解释模式有其天然的不可自足性,要求刑事指导性案例的适时纳入。但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实践中能否发挥以及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如何与我国特有的抽象刑法解释模式相契合,需要对其制度属性进行深入剖析。刑事指导性案例兼具判例属性与解释属性,可通过其个案解释功能对刑法解释进行功能弥合。刑事指导性案例的数量合理扩充,是发挥其个案解释功能的基础保证;刑事指导性案例与刑法解释的功能分立,是保持其司法适用独立性的制度保证;刑事指导性案例对刑事政策的呼应,是体现其司法公正的理念保证。我国刑事指导性案例完全可纳入现有的刑法解释体系,作为对刑法解释功能的扩充与补足,以安全有效地发挥刑法解释功能。

改良版威格摩尔图示法:一种有效的证据认知分析进路——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第656号

证明领域是一个极其重要且十分复杂的领域。长期以来,国内对此领域的研究虽不可谓不多,并且已发展出一套事实认定之"中国模式"对司法实务人员进行指导。然而,该模式却是单薄且含混的,缺乏一套系统且融贯性的基础理论以及实用性范式,难以有效、全面地解决证明领域的疑难问题,最终导致事实认定趋于保守。西方在证明领域的做法值得借鉴。"证据科学"作为一门以推论性推理为核心的具有独立且融贯性的跨学科知识之学科正在西方形成,并发展出了"改良版威格摩尔图示法"这样一种较为实用的证据分析方法,专门用于对复杂案件中混杂证据群进行分析。运用"改良版威格摩尔图示法"对最高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第656号进行具体剖析,根据该案的已有证据能够对争议性事实形成真实确信;据此,可以看到事实认定之"中国模式"的问题。改良版威格摩尔图示法对我国证据学及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