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予刚性效力:刑事指导案例的内在机理与应然架构

司法适用失灵与理论研究阙如使“赋予刑事指导案例刚性效力”的议题应运而生。刑事指导案例的刚性效力,是指最高司法机关所公布的刑事指导案例对司法人员具有一种内在的约束力,违背刑事指导案例作出裁决,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应当参照”的规范表述难以表达我国刑事指导案例已经具备刚性效力的司法属性,而刚性效力的内外表现应从司法人员的内心束缚以及法律后果的外在制约两方面进行剖解。我国刑事指导案例能够有效地被赋予刚性效力,根源在于其具有立法和司法的双重正当性根基。刑事指导案例刚性效力的路径架构可从理念遵循以及体系构造两大维度展开,包括协同制定刑事指导案例、固守公平正义理念和遵循适时性原则的三大理念遵循,以及英美判例制度之移植、作为司法裁决之依据和直接“改判”或“发回重审”的三大体系构造。其中,直接“改判”或“发回重审”的方式是三大体系构造路径中的最佳抉择,其他两大体系构造因与我国本土实情或司法裁判推理模式不符而值得商榷。

新型受贿罪的司法认定:以刑事指导案例(潘玉梅、陈宁受贿案)为视角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中,刑事指导性案例具有重要的地位。刑事指导性案例对犯罪认定与刑罚裁量等有关法律问题,采取提炼指导性案例中的裁判要点的方式,确立了有关司法规则。本文以潘玉梅、陈宁受贿案为对象进行规范分析,重点研究裁判要点,认为这一裁判基本上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意见的重复,案例指导制度的设立初衷并没有实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本案,发现一些在阅读条文化的司法解释时不能得到的收获,尤其是具体的案情对于我们理解司法解释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向度与纬度:刑事指导案例的再思考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的发布旨在解决同案异判难题及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但在司法实践中其参照率和参照频率偏低,指导流于形式。究其原因在于刑事指导案例的定位不准和效力模糊。本文在与司法解释、判例的对比基础上,指出刑事指导性案例应限定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内,以司法适用过程中自然产生的案例来明确刑法规范,实现类似案件的类似裁判;在效力权源上通过与成文法和司法解释的比较,演绎出刑事指导案例的拘束力只能是屈居于成文的刑事法律规范(含司法解释)之下的略低于司法解释的事实拘束力。

中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现状、定位与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刑事指导性案例工作虽然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仍存在形式缺乏规范、规模总量偏小等问题,其根本性原因乃在于体系性的定位偏差。刑事指导性案例应当定位为具有内在规范约束力的独立、权威、明确的法律适用规则,据此,应当建构体系完整、动态发展的中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生态系统。具体而言,坚持以罪刑法定与公平正义为基本指导原则,从发布、适用、更新三个维度展开结构性的制度建构。

死缓适用标准的实证研究——以刑事指导案例为视角的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在界定死缓适用标准时遵循了先确定死刑立即执行的标准、再反向推知死缓适用标准的逆向思维,也即只有在客观危害极其严重,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极大的情况下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缺少上述任一条件一般只适用死缓,而非死刑立即执行;适用死刑时,既要注重法律效果,也要兼顾社会效果。

刑事检察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困境及完善路径——基于106个指导案例的实证研究

刑事检察案例指导制度旨在通过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统一司法的标准和尺度,在统一司法适用的尺度、填补刑事立法的空白、规范司法人员的裁量权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检察实践中,存在着刑事检察指导案例供给不足、案例遴选方式不完善、指导力不足,以及现有数据库不完善等诸多问题。立足于基本国情,在检察职能原则的指导之下,提出解决检察指导案例制度运行困境的对策:提升刑事检察指导案例的质量,推广刑事检察指导案例检索的智能化,保障检察指导案例的运行机制,明确检察指导案例的适用方式等。

判决充分说理与刑事指导案例制度

在选择刑事指导性案例方面,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千挑万选、极为用心,但许多案例缺乏对基层司法实务的指导作用,重申以往司法解释的案例占绝大多数,使得许多指导性案例难以真正发挥指导功能。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目前的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说理明显不足,有的基层法官的创造性没有充分得到发挥,有的基层法官不能娴熟运用法律解释方法,使得难以形成有意义的判决,挑选指导性案例难乎其难,只能在重申公共政策、重申司法解释、抚慰被害人等方面下功夫。因此,较为紧迫和必要的改革出路是:培养一线法官的解释能力,大幅度改革刑事判决书制度,为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长远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在当前中央大力推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导,对1999年《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进行改革,强化刑事判决书的说理,大幅度增加"本院认为"部分的内容,就应该提上议事日程。这一项改革,应该和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推行的裁判文书公开一道,成为倒逼司法公正的重要"技术手段"。

改良版威格摩尔图示法:一种有效的证据认知分析进路——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第656号

证明领域是一个极其重要且十分复杂的领域。长期以来,国内对此领域的研究虽不可谓不多,并且已发展出一套事实认定之"中国模式"对司法实务人员进行指导。然而,该模式却是单薄且含混的,缺乏一套系统且融贯性的基础理论以及实用性范式,难以有效、全面地解决证明领域的疑难问题,最终导致事实认定趋于保守。西方在证明领域的做法值得借鉴。"证据科学"作为一门以推论性推理为核心的具有独立且融贯性的跨学科知识之学科正在西方形成,并发展出了"改良版威格摩尔图示法"这样一种较为实用的证据分析方法,专门用于对复杂案件中混杂证据群进行分析。运用"改良版威格摩尔图示法"对最高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第656号进行具体剖析,根据该案的已有证据能够对争议性事实形成真实确信;据此,可以看到事实认定之"中国模式"的问题。改良版威格摩尔图示法对我国证据学及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指导案例13号看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完善

最高法院指导案例13号"王召成等非法买卖、储存危险物质案"在罪名认定、刑罚裁量、既遂形态判定、法条依据和案情表述等方面均存在值得商榷之处,这是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在编选方向和防偏纠错等方面所累积问题的总爆发。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应在认真分析有关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相应改革,以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作用。

刑事责任量的根据在法院刑事指导案例中的适用研究

法院刑事指导案例从裁判要点、相关法条、基本案情到裁判结果、裁判理由应当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统一体,是法官处理类似案件的范本,是刑事司法公正的窗口。其指导功能的充分发挥有赖于以刑事责任量为实体内容的裁判结果的合法性、合理性和说服力,并因此而获得处理类似案件的法官和公众的广泛认同。因此,在刑事指导案例阐述中,刑事责任量的法律根据应全面呈现;作为社会关注度高的死刑、死缓限制减刑、缓刑适用的实质根据应明确认定;同案犯刑事责任量不同的根据也应阐述。

刑事指导性案例同司法解释的关系——补充说的证成

关于刑事指导性案例同刑事司法解释的关系,学界与实务界大致形成三种观点,即取代说、并立说、补充说。取代说缺乏对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互补性的考量,从当前与长远来看,均是不足取的;并立说将指导性案例等同于司法解释,否定了两者在内容与效力上的区别,忽视了两者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相互转化的紧密联系;补充说从原则上来讲是成立的,但仍需要从刑事指导性案例和刑事司法解释各自优缺点的互补性等细节上予以证成。从实然上来看,刑事指导性案例同刑事司法解释并行不悖,从应然上来讲,两者相辅相成。

论刑事指导性案例与条文化司法解释的关系

案例指导制度的确立,形成了刑事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两种司法性解释并存的局面,引发了二者关系的问题。纵观所有已发布的具有刑法解释内容的指导性案例,其与条文化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平列关系""铺垫关系"和"递进关系"三种类型。现阶段,应当取消"平列关系"模式,进而从刑法解释路径的优化选择出发,积极推进"铺垫关系"和"递进关系"。从长远来看,应逐渐减少条文化司法解释的运用,向单一的案例形式的刑法解释模式过渡。

刑事指导性案例“指导性”要素分析与批判——以“潘玉梅、陈宁受贿案”为样本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刑事指导性案例要获得"共同体共识",就必须符合《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的条件。从第一批刑事指导性案例开始,尽管每个案件裁判要点中包含了入选案件适用法律的基本意见,但是在定罪指导性、法律适用指导性和文书形式指导性等要素方面并不明确,因而难以最大程度地发挥指导性案例的应有功能和价值。以"潘玉梅、陈宁受贿案"为样本分析刑事指导性案例在指导性要素上如何加以改善的问题,或许能够促进我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走向成熟。

对“两高”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改进探析

自我国指导案例制度建立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两部门分别发布了几批指导性案例。从发布背景、立法目的等方面来看,其中的刑事指导案例为各级法检部门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依据。但是目前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仍存在不足之处,笔者从两高应建立联合发布机制、丰富案例类型等多个角度分别提出了改进建议。

最高院刑事指导性案例适用研究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当前由最高院发布的刑事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状况,论证最高院刑事指导性案例援引数量不理想、效力不明确、援引方式不规范、缺乏监督等问题,提出明确其准法源地位、规范援引方式,把控案例生成机制、完善监督方式等完善建议。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检视与研究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是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种司法适用制度,参与机构应该包括但不限于法院。我国目前还谈不上系统建立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刑事案例指导的制度化不仅需要政治决策层的顶层设计,还需有相应的立法确认和司法制度的支持,当前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导和牵头实施的刑事指导性案例制度化是合理的。从效果上讲,虽然最高法院的公报、个案批复等为刑事指导性案例制度化提供了有益的实践,但是目前所公布的部分刑事指导性案例并没有达到期望,原因主要在于生成机制等方面存在不足。

刑事指导性案例“应当参照”的困境与出路——以刑事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为思考方向

我国刑事指导性案例的参照情况,既关联着审判实践的法律适用,也成为刑事案例指导制度运行情况的晴雨表。当前,刑事指导性案例"应当参照"的制度落实在影响力、精确性和接纳性上均遭遇了瓶颈,导致刑事案例指导无法真正助力于审判实践。案例指导制度欲突破瓶颈,应处理好典型性与普遍性、抽象性和具体性、强制性和说服性等三大关系,并结合司法理念、司法技艺、机制保障等方面进行完善。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困境与优化进路

案例指导制度是我国司法改革进程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受制于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囿于我国浩繁的司法解释体例,刑事案例指导制度自产生起便存在诸多理论争议和实践困境,加之刑事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尚未定论,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参照现状不容乐观。从法理基础和价值功能来讲,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存在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结合当前法治状况,刑事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宜解读为事实上的拘束力。要发挥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应有作用,当对其从案例遴选机制、自身文书质量、类型体系建设和援引奖惩机制四方面予以优化调整。

论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蝶变——以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完善为中心

当前,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实施效果未达预期,其积极作用未有效发挥,主要表现在法官对刑事指导案例的认知程度及参照刑事指导案例判决的比例都很低,但法官们对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期许却很高。究其原因,既有刑事案例指导制度自身的原因,没有赋予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法律上的约束力,案例数量少,选定标准不精;也有法官自身、司法整体环境的原因。完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其必要前提是提升刑事指导案例的约束力,根本上是要强化裁判文书说理。

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合理定位及价值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传统社会转为现代社会的快速转型时期。在这个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不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新矛盾,在我国重视立法、加快制定立法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同时,如何司法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常出现的同案不同判现象是必须重视的问题。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正是针对同案不同判现象,为统一法律适用、实现司法公正建立的一种与司法解释并行发展的新的司法对策,该制度将对我国法律规则体系、法官思维方式、法学理论研究等方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