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论纲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在刑法自身需求和刑事政策引导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其中,刑法自身的需求是内因,而刑事政策的引导则是外因。犯罪原因的多样化、刑罚根据的科学化和刑罚的人道化是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理论基础。刑法刑事政策化的核心在于刑法要自觉地接受刑事政策的指导,无论是刑法的制定还是刑法的运行,都要纳入刑事政策的框架,在刑事政策的大视野中予以把握。但是,刑事司法在接受刑事政策指导的时候,应该将刑事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严格控制在现行刑法规定的范围内,绝不能超越刑法的规定去执行刑事政策。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的理论解读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肇始于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近代学派的学术论争,以安塞尔为代表的新社会防卫运动使这种思想成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并发展成一股席卷世界的刑法改革浪潮。对于刑法的刑事政策化的涵义,可以从观念和实践两个层面去理解。观念层面上的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一种理念或者思想,从合目的性的角度出发,将刑法视为实现刑事政策目的手段之一,将特别预防和防卫社会作为刑法的主要任务和首要价值,在法治的框架内灵活地对待犯罪和罪犯。实践层面上的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一种趋势或者动向,指的是刑法的制定和适用要受到刑事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反映刑事政策的动态变化,从防卫社会的目的出发,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刑法的刑事政策化的现代理论基础有三:即机能主义的刑法观、相对主义的犯罪观和非刑事化的刑事责任观。

西方国家“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趋势的实践考察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现代西方国家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主导趋势,并且正在成为一种席卷世界的刑法改革潮流。虽然主观主义刑法在犯罪论领域的影响日渐式微,但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趋势在犯罪成立方面仍有一定的表现,期待可能性成为构成要件、严格责任罪的确立、亲亲相隐行为免责化、被迫行为免责化等就是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趋势在犯罪成立方面的反映。西方国家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趋势主要表现在刑事责任、刑罚设计和刑事司法中。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在刑事责任方面主要表现为为现代刑法制度提供刑事责任的根据,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在刑罚设计方面主要表现为刑罚个别化和刑罚多样化,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在刑事司法领域主要表现为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和刑事和解。

刑法刑事政策化之思想基础

刑法刑事政策化是指在刑事立法、司法以及刑法学研究过程中必须考量刑事政策因素之影响,并将其作为现行刑法的价值导向、评价标准和目标指引。刑法刑事政策化在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日渐成为一种主流趋势。刑法刑事政策化思想背后有其重要的犯罪学和刑法学的理论基础。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理论根据主要包括犯罪相对论、刑罚有限论、刑法机能主义及谦抑主义。

论刑事诉讼的刑事政策化

当下我国法律实践中出现了刑事诉讼的刑事政策化现象,这种现象具有积极的法制意义,也隐含着一些潜在的危险,因而必须确定其合理边界,并通过加强刑事政策的法律程序化、构建被告人与被害人的权利救济机制等措施加以规范,以确保我国刑事程序的正当化建设和诉讼当事人的基本权利。

宽严相济视野下刑法刑事政策化的思考

宽严相济是时下基本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视野下刑法刑事政策化的步伐继续迈进,但应有其限度:刑法与刑事政策已是两个独立学科,不可模糊其边界;刑法刑事政策化的内容需保有其时代性和社会性;正确看待刑法刑事政策化与其他刑法原则或性质间的关系。不论是刑法、刑事政策亦或其他刑事法部门,共同的目标都是预防和减少犯罪,应当以"刑事一体化"为基本的研究方法,不断完善其理论内涵和现实根基。

民意导向的刑事政策化构建

民意在刑事政策的制定中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还有助于形成遏制犯罪的社会力量,将民意导向引入刑事政策中,可以树立民众对法律的信仰,从而促进刑事政策的有效落实。然而民意具有不稳定性和随意性的特点,其非理性因素对刑事政策具有反向作用,因此民意的刑事政策化过程中应该引入理性民意,引导非理性民意,而在实施过程中则要保持刑事政策的独立性,弱化民意的干涉。

我国刑法刑事政策化路径之反思

晚近以来,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备受关注,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两者的关系由分离变得交融,刑事政策对刑法体系产生着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即呈现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现象。文章对刑事政策对刑法的影响进行了探讨,首先阐述了刑法刑事政策化的两个层面,一是司法层面,即刑事政策司法化,刑事政策通过影响司法活动来影响刑法的适用;二是立法层面,即刑事政策立法化或称刑事政策刑法化,刑事政策的价值与精神被直接吸纳进刑法中。描述了中国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相应的路径以及具体适例,从而在具体现实的基础上对刑法刑事政策化进行了分析与反思,总结出了我国刑法刑事政策化过程中所需注意的内容:一是刑事政策影响量刑要有限度;二是刑事政策应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影响定罪活动;三是刑事政策立法化时要兼顾刑法稳定性。

浅议刑法的刑事政策化与限度

刑法与刑事政策既有一定的联系，也有很大的区别。关于二者的关系。学界普遍认为二者处于一种紧张、对立的关系。但在刑法实践中，又不能将刑事政策抛开。因此，在刑法的原则内，从实质违法性的角度来看，刑法与刑事政策是不可割裂的、统一的。具体来讲。刑事政策可以促进州法的适用，另外，刑事政策又不能脱离刑法的范畴。需要受到刑法的约束。本文将就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及其限度进行探讨。

解析刑法的刑事政策化与限度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表述的是一个动态刑事立法过程,将刑事政策的内容贯穿于刑法始末,最终使刑法变成落实与实现刑事政策的催化剂。在刑法的前期制定和后期运用中,刑事政策是首要考虑对象,将刑事政策作为评价刑法正确与否的标准、指引和导向十分必要。

网络时代社会治理迭代升级与犯罪控制协同化的刑事政策

如何因应网络时代的犯罪态势与典型特征对我国宽严相济等刑事政策进行更新和调整,建构与之动态适应的协同化刑事政策,是当下我国刑事治理领域面临的难题。网络时代社会结构升级以技术驱动为推进力量,技术及其风险贯穿社会治理全过程,协同化刑事政策应遵循相对主义犯罪观,重点关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引入社科法学思维、控制技术创新行为出入罪等议题。刑事政策的协同化不是平行多轨的同步化,而是在消极预防性刑法理念基础上的网络时代的社会治理与刑事政策、适应时代性的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融通。网络时代的刑事政策是一种以宽严相济为基础的“社会治理迭代升级与犯罪控制协同化”的刑事政策,其动态调整过程是“社会治理的演进”与“刑事政策的演进”的双向互动过程,也是刑法体系与刑事政策协同演进的过程,协同化方案体现为对刑法理念、立法和司法的全方位调适。

刑事政策刑法化及其实践初探——以社区矫正制度为视角

刑事政策刑法化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刑事政策刑罚化能满足刑事政策的合法性、稳定性需要,并能弥补刑法相对滞后的不足。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从局部试点到全面试行,实现了刑事政策刑法化的成功实践。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适用主体有遗漏,矫正主体不明确,法律监督缺位等问题,应通过明确适用对象、执行机关赋予检察机关监督主体地位和专门立法等方式解决。

非犯罪化刑事政策适用探讨

在倡导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非犯罪化刑事政策逐渐成为一项指导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刑事政策。非犯罪化刑事政策主要适用于法益不明的犯罪和恶性轻微的犯罪。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适用途径包括全部非犯罪化和部分非犯罪化、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和司法上的非犯罪化。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适用途径不同,其适用效果也会有所差别。

刑法的独立性与刑事政策刑法化路径

刑法具有独立的社会治理工具属性,具有超越部门法意义上的独立性。刑事政策具有扩张刑罚权的本能冲动。现代社会,刑事政策必须刑事法律化,刑事政策刑法化是刑事政策刑事法律化的基本方面。刑事政策刑法化的基本路径是刑事司法政策化和刑事政策刑法化,这两个环节在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并列、继起,螺旋状发展,刑事政策在其中得以贯彻、调整。

刑事政策司法化:历史叙事、功能阐释与风险防范

近代刑事司法观经历了从司法克制到司法能动的过程,刑事政策在此过程中开始作为重要参量融入到刑事司法中。刑事政策的话语变迁,不同程度地调整着刑事司法的策略与运作机理。刑事政策的兴起对于推动国家与社会的深入合作,形成治理犯罪的互济合作模式裨益良多。但同时存在着重大的风险隐患:刑事政策的过度宣扬会加剧刑法"规范侵蚀"的可能趋向,并可能因过度强调政策性论证思路,不当地克减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采取规范化进路和原则性论证进路是防范刑事政策司法化风险的可取策略。

宽缓化刑事政策在司法裁判中的具体适用——以受虐妇女杀夫案为视角

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宽缓化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方面均得到广泛适用。但受重刑主义的影响,“严有余而宽不足”仍是司法常态,在处理极具特殊性的受虐妇女杀夫案时体现尤为明显。就定罪而言,司法实践忽视了出罪事由在此类案件中的适用;而在量刑方面,受虐妇女杀夫案涉及的量刑影响因素众多,“同案异判”情况较严重。此类案件的处理应首先判断是否存在适用出罪事由达到无罪之可能;其次充分考察各个影响因素在量刑阶段所发挥的作用,结合刑法谦抑理论与刑法人道主义,进一步落实宽缓化刑事政策,真正实现对人权的充分保障。

试论刑事政策与国际刑法的关系

刑事政策是对犯罪有组织的反应,国际刑法以研讨国际犯罪为己任,对国际犯罪的研究需要以刑事政策为视角。本文通过分析刑事政策的含义及其国际化特征与国际刑法的发展方向,在刑事政策的视野下,揭示国际刑法的发展趋势——刑事政策的国际刑法化与国际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进而把握刑事政策与国际刑法两者的契合性。

域外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历史考察

外国古代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中,刑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刑事政策占绝对优势的地位。刑事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威吓主义,表现在刑法上是严刑峻法、允许重法溯及既往和刑事连带责任。欧洲中世纪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不分,刑事政策居于主导地位,刑法表现出了强烈的身份性、干涉性、恣意性和残酷性。受不同的刑法理论的影响,西方近代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在刑事古典学派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主要表现为刑事政策的刑法化和刑法的绝对优势地位;在刑事近代学派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表现为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和刑事政策的绝对优势地位。

食品安全犯罪重刑化刑事政策的理性检视

食品安全犯罪的重刑化刑事政策立法体现在食品安全犯罪类罪名增多、入罪门槛较低以及刑法打击力度加大。食品安全犯罪重刑化刑事政策面临规制该类违法犯罪行为的行刑衔接不够协调、违法犯罪行为治理的信息交流不够通畅以及司法适用偏离重刑化刑事政策的轨道等问题。一方面应通过建构社会共治体系防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另一方面重刑化立法不应超出比例原则的限制。当前拓展食品安全犯罪的环节为时尚早。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等罪名设无限额罚金刑存在不妥,应改为设上限和下限的罚金制。还要确保法院对适用缓刑的食品安全犯罪的行为人同时宣告禁止令以及规范适用禁业规定。

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考量——基于概念的解读

刑事司法领域中的民意是公众在对因为某种原因受到社会各界格外关注的刑事案件认知、判断的基础上,根据法律正义的外在社会价值形成的带有普遍倾向和较多道德成分的观点或意见。民意是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关(直接或潜在)但被国家排斥在刑事诉讼活动之外的一种重要利益的体现。司法以审慎的态度吸纳有效民意,符合司法民主的要求,并可克服法律滞后于生活之弊端。民意的刑事政策化则是实现民众合理司法诉求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