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刑事政策概念应如何界定——“刑事政策学”研究对象的哲学反思

作为刑事政策学研究对象的刑事政策概念应当具有科学性,而这与刑事政策学的科学性紧密相联。刑事权力应当成为界定刑事政策概念的逻辑支点,因为作为科学的刑事政策学是一种关于刑事权力的理论知识体系。刑事政策学的科学性,使它不得不限于研究刑事权力与最明显最极端的分裂性社会行为之间的矛盾,这既是其高明之处,也是其无奈之举。

试论刑事政策视野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人权与法治无疑是现代刑事司法的一条叙事红线。而在相对封闭的刑事侦查过程中,控制犯罪与人权保障尤其是备受关注的话题,同时,这也是刑事政策视野中一对不可回避的矛盾。本文以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为切入点,通过对刑事侦查过程中刑事权力的分析,试图说明刑事政策法治化对刑事侦查法治化的作用,进而揭示其互动关系。

改革开放四十年:刑事政策的里程碑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华大地发生了感天动地的伟大变革。我国社会从封闭到改革开放的可喜发展历程,也是从极端压制性的权力刑事政策发展到人权保障与惩罚犯罪并重的权利刑事政策的伟大历程。第一部刑法典的颁布,结束了刑事政策替代刑法的法律虚无主义时代;修订刑法典的颁布,使保障公民自由的罪刑法定成为刑事政策的藩篱;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推出,有力纠正了片面"严打"倾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敢对沉疴顽疾下猛药,人权保障取得重大进步。整个社会对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之核心价值已形成共识,保障公民自由和权利,成为刑事政策的强音。当然,复杂多元的社会现实使得刑事政策的发展,永无止境。

普通法诞生后英国刑事检控分权体制的初步形成

在西方检察制度比较研究中,英国始终是研究者面对的最特殊的对象。19世纪晚期之前,这个国家一直没有像欧陆邻邦那样的国家公诉检察官。英格兰法刑事司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刑事检控权一直由私人掌握,这是源自日尔曼法的一项传统旧制。12世纪英格兰中央君主国家形成过程中诞生的普通法对这项旧制没有废除,而是进行了创造性的继承。由此产生的起诉陪审团即大陪审团检控权机制作为对私诉体制的有效补充,成为英格兰普通法刑事检控权力体制的新权力主体,与私人检控者并行不悖。在被改良后的刑事私诉体制中,官方只有非常有限的刑事检控权。普通法早期史形成的这种刑事检控分权格局一直延续到现代,导致英国现代社会建立职业检控官僚机制一再受挫。因此,英格兰无缘建构检察官僚制度绝非思辩性的法理学问题,而是一个历史问题。对普通法早期刑事检控权力史的历史解读就成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的知识前提之一。

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弱化与分离

刑事政策的概念可以界定为:国家社会以人道主义为宗旨对已然犯罪人战略的、宏观的和战术的、微观的被动处置措施。刑事政策在客观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时刑事司法裁判权进行了弱化与分离,这是现代社会民主与法治框架内的国家权力的正常分流。

我国警察强制手段使用训练的“三段式”模式

警察是国家政权中按照统治阶级意志，依靠暴力的、强制的、特殊的手段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的武装性质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力量。为保障警察对国家行政和刑事权力的行使及管理社会职能的实现，国家必须赋予警察使用强制手段的权力。

非法证据排除难及其出路破解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过程中,排除难依旧是检法共同面临的一大困境。实践中排除难包括非法证据合法地不被排除和被排除的非法证据仍影响法官心证两种情形。规则内在缺陷、侦查封闭性、一元化法庭的弊端是排除难的制度原因。司法不独立、公检法间利益纠葛是排除难的体制原因。法意识形态不匹配是排除难的观念因素。当前非法证据排除难的出路破解重在完善制度本身设计、优化刑事司法权力配置和实现法意识形态的转型。

统一刑事法典下的区域法治特色:初步的理论阐释

比较法视角下,区域刑事法治呈现不同层次。实践中的中国刑事法治发展同样折射出区域性征表。国家统一刑事法制与区域刑事法治发展融合路径有:地方与中央合理分配刑事权力;刑事立法应存在容纳区域差异的空间,有限承认地方立法与司法机构在刑事法适用问题上的"制法"权;坚持犯罪综合治理的总体目标,允许不同区域采取因地制宜的刑事司法政策;支持区域刑事司法改革,鼓励区域刑事司法特色的形成。

优化刑事执法环境推进依法治国

保障刑事法律、法规正确贯彻实施并保证执法活动顺利运行,实现司法公正,需要有良好的执法环境。我国刑事执法社况日益进步的同时,存在许多不良因素。文章通过对刑事执法环境的透视,认为刑事执法环境不良之成因,主要是执法中重权力轻责任、权力制衡无力、司法队伍素质与司法任务需求不相适应、现代化执法观念和守法意识薄弱、执法激励机制缺少活力以及受司法资源投入不足之困扰等。文章敢如何优化刑事执法环境提出了对策。

念斌被重新列为犯罪嫌疑人的法理反思

念斌八年被四次判决死刑,终于被宣告无罪,但公安机关随即再次对其立案侦查,念斌被重新确定为犯罪嫌疑人。这暴露出了司法实务中刑事权力无限性、一味打击被告人的落后观念,而且基层公安机关无视高级审判机关的裁判,动摇了终审判决的既判力,损害司法权威,是对"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之价值基础的对抗。因此,对无罪裁判生效后再次确定前被告人为犯罪嫌疑人的条件应当严格限制。

论检察监督模式之转型

宪法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之所以难于落到实处,其根本原因在于《刑事诉讼法》违背检察权配置的规律和原理,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模式定位为一种以"消极中立"为理论支撑的"外在式"监督。这种监督模式直接导致实践中侦查监督难、审判监督难、执行监督难等困境。为确保检察监督的实效性,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转变法律监督的模式,即由"外在式"监督转变为"参与式"监督,将检察机关定位为侦查权以及刑罚执行指挥权的法定主体,并通过积极介入侦查、审判、执行等程序,具体行使侦查权、公诉权和执行权的方式来履行其法律监督职能,乃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