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现状、定位与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刑事指导性案例工作虽然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仍存在形式缺乏规范、规模总量偏小等问题,其根本性原因乃在于体系性的定位偏差。刑事指导性案例应当定位为具有内在规范约束力的独立、权威、明确的法律适用规则,据此,应当建构体系完整、动态发展的中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生态系统。具体而言,坚持以罪刑法定与公平正义为基本指导原则,从发布、适用、更新三个维度展开结构性的制度建构。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检视与研究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是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种司法适用制度,参与机构应该包括但不限于法院。我国目前还谈不上系统建立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刑事案例指导的制度化不仅需要政治决策层的顶层设计,还需有相应的立法确认和司法制度的支持,当前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导和牵头实施的刑事指导性案例制度化是合理的。从效果上讲,虽然最高法院的公报、个案批复等为刑事指导性案例制度化提供了有益的实践,但是目前所公布的部分刑事指导性案例并没有达到期望,原因主要在于生成机制等方面存在不足。

论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蝶变——以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完善为中心

当前,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实施效果未达预期,其积极作用未有效发挥,主要表现在法官对刑事指导案例的认知程度及参照刑事指导案例判决的比例都很低,但法官们对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期许却很高。究其原因,既有刑事案例指导制度自身的原因,没有赋予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法律上的约束力,案例数量少,选定标准不精;也有法官自身、司法整体环境的原因。完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其必要前提是提升刑事指导案例的约束力,根本上是要强化裁判文书说理。

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合理定位及价值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传统社会转为现代社会的快速转型时期。在这个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不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新矛盾,在我国重视立法、加快制定立法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同时,如何司法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常出现的同案不同判现象是必须重视的问题。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正是针对同案不同判现象,为统一法律适用、实现司法公正建立的一种与司法解释并行发展的新的司法对策,该制度将对我国法律规则体系、法官思维方式、法学理论研究等方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指导案例13号看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完善

最高法院指导案例13号"王召成等非法买卖、储存危险物质案"在罪名认定、刑罚裁量、既遂形态判定、法条依据和案情表述等方面均存在值得商榷之处,这是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在编选方向和防偏纠错等方面所累积问题的总爆发。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应在认真分析有关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相应改革,以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作用。

试论我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

案例指导制度是一项既不同于大陆法系的判例,也不同于英美法系的判例法,但又与之存在联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也是我国传统司法实践工作的历史经验总结。而刑事判决对公民权益影响之巨,决定了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具有不同寻常的价值。鉴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强大羁束力和平衡正义、促进司法统一的内在要求,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又有其特殊性。如何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建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对于推动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建构与自发之间——对刑事案例指导制度之质疑与反思

我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实践效果不尽如人意,与指导主体、指导方式、指导功能息息相关。在指导主体上,创制主体和裁判主体的分离使得地方各级法院缺乏报送指导性案例的制度性激励;在指导方式上,指导性案例存在数量少、指导性不足、说理不充分、易被规避等问题;在指导功能上,指导性案例未必体现出超越司法解释的优越性。上述症结根源于官方推进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化建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未来的改革方向是尊重实践理性及案例在现实中的自发秩序。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困境与优化进路

案例指导制度是我国司法改革进程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受制于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囿于我国浩繁的司法解释体例,刑事案例指导制度自产生起便存在诸多理论争议和实践困境,加之刑事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尚未定论,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参照现状不容乐观。从法理基础和价值功能来讲,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存在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结合当前法治状况,刑事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宜解读为事实上的拘束力。要发挥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应有作用,当对其从案例遴选机制、自身文书质量、类型体系建设和援引奖惩机制四方面予以优化调整。

对“两高”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改进探析

自我国指导案例制度建立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两部门分别发布了几批指导性案例。从发布背景、立法目的等方面来看,其中的刑事指导案例为各级法检部门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依据。但是目前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仍存在不足之处,笔者从两高应建立联合发布机制、丰富案例类型等多个角度分别提出了改进建议。

刑事指导性案例的理性重塑与类案判断

同案同判作为一种形式意义上的司法要求,并不能充分说明待决案件援引指导性案例进行裁判的正当性基础,需要一般性规则对其进行实质性的补充。法律领域的类比推理要求一般性规则需要具有合法律性与规范性两种特质。刑法构成要件作为类型思维在具体部门法中的产物,能够成为刑事裁判领域的一般性规则。这一规则在对构成要件要素的解释过程中不断具体化,并使得刑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呈现出类型化的思考倾向。严格意义上的类案判断标准过于强调整体事实,限缩了指导性案例的适用范围,无法满足刑事司法的实践需求。以刑法构成要件要素为指引,能够建立一种宽容意义上的类案概念,并以动态的类案判断方式激活刑事指导性案例的制度活性。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司法适用困境及对策

案例指导制度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探索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其在刑事领域的适用也是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刑事领域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尤其是占核心地位的刑事指导性案例在司法适用中所面临的定位不清、指导性案例覆盖面窄等问题,使指导性案例的功能发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为此,必须深入剖析刑事指导性案例在司法适用中的现状,明确其面临的困境,寻求更好的解决之法。文章结合学界观点与指导性案例的现实适用情况,对刑事指导性案例目前在适用中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并相应提出一些建议。

赋予刚性效力:刑事指导案例的内在机理与应然架构

司法适用失灵与理论研究阙如使“赋予刑事指导案例刚性效力”的议题应运而生。刑事指导案例的刚性效力,是指最高司法机关所公布的刑事指导案例对司法人员具有一种内在的约束力,违背刑事指导案例作出裁决,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应当参照”的规范表述难以表达我国刑事指导案例已经具备刚性效力的司法属性,而刚性效力的内外表现应从司法人员的内心束缚以及法律后果的外在制约两方面进行剖解。我国刑事指导案例能够有效地被赋予刚性效力,根源在于其具有立法和司法的双重正当性根基。刑事指导案例刚性效力的路径架构可从理念遵循以及体系构造两大维度展开,包括协同制定刑事指导案例、固守公平正义理念和遵循适时性原则的三大理念遵循,以及英美判例制度之移植、作为司法裁决之依据和直接“改判”或“发回重审”的三大体系构造。其中,直接“改判”或“发回重审”的方式是三大体系构造路径中的最佳抉择,其他两大体系构造因与我国本土实情或司法裁判推理模式不符而值得商榷。

刑事检察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困境及完善路径——基于106个指导案例的实证研究

刑事检察案例指导制度旨在通过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统一司法的标准和尺度,在统一司法适用的尺度、填补刑事立法的空白、规范司法人员的裁量权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检察实践中,存在着刑事检察指导案例供给不足、案例遴选方式不完善、指导力不足,以及现有数据库不完善等诸多问题。立足于基本国情,在检察职能原则的指导之下,提出解决检察指导案例制度运行困境的对策:提升刑事检察指导案例的质量,推广刑事检察指导案例检索的智能化,保障检察指导案例的运行机制,明确检察指导案例的适用方式等。

新型受贿罪的司法认定:以刑事指导案例(潘玉梅、陈宁受贿案)为视角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中,刑事指导性案例具有重要的地位。刑事指导性案例对犯罪认定与刑罚裁量等有关法律问题,采取提炼指导性案例中的裁判要点的方式,确立了有关司法规则。本文以潘玉梅、陈宁受贿案为对象进行规范分析,重点研究裁判要点,认为这一裁判基本上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意见的重复,案例指导制度的设立初衷并没有实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本案,发现一些在阅读条文化的司法解释时不能得到的收获,尤其是具体的案情对于我们理解司法解释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方向

刑事指导性案例的真正功能是在罪刑法定的框架内合理充分地解释刑法,进而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指引。重申司法解释、回应公共议题都不是指导性案例的题中之意。最高人民法院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回应公众关切,从而为指导性案例"减负"。在未来,必须通过改革判决书来为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提供实质支撑,使之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必须大幅度减少成文的、具有立法性质的司法解释的数量,着力提高法官个体的解释能力,从而为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提供生存空间和内在动力:必须建构判断"类似案件"的体系性规则,通过发挥指导性案例的实质约束力,全面提升这一制度的实践效果。

刑事指导性案例同司法解释的关系——补充说的证成

关于刑事指导性案例同刑事司法解释的关系,学界与实务界大致形成三种观点,即取代说、并立说、补充说。取代说缺乏对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互补性的考量,从当前与长远来看,均是不足取的;并立说将指导性案例等同于司法解释,否定了两者在内容与效力上的区别,忽视了两者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相互转化的紧密联系;补充说从原则上来讲是成立的,但仍需要从刑事指导性案例和刑事司法解释各自优缺点的互补性等细节上予以证成。从实然上来看,刑事指导性案例同刑事司法解释并行不悖,从应然上来讲,两者相辅相成。

论刑事指导性案例与条文化司法解释的关系

案例指导制度的确立,形成了刑事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两种司法性解释并存的局面,引发了二者关系的问题。纵观所有已发布的具有刑法解释内容的指导性案例,其与条文化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平列关系""铺垫关系"和"递进关系"三种类型。现阶段,应当取消"平列关系"模式,进而从刑法解释路径的优化选择出发,积极推进"铺垫关系"和"递进关系"。从长远来看,应逐渐减少条文化司法解释的运用,向单一的案例形式的刑法解释模式过渡。

向度与纬度:刑事指导案例的再思考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的发布旨在解决同案异判难题及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但在司法实践中其参照率和参照频率偏低,指导流于形式。究其原因在于刑事指导案例的定位不准和效力模糊。本文在与司法解释、判例的对比基础上,指出刑事指导性案例应限定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内,以司法适用过程中自然产生的案例来明确刑法规范,实现类似案件的类似裁判;在效力权源上通过与成文法和司法解释的比较,演绎出刑事指导案例的拘束力只能是屈居于成文的刑事法律规范(含司法解释)之下的略低于司法解释的事实拘束力。

刑事指导性案例“应当参照”的困境与出路——以刑事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为思考方向

我国刑事指导性案例的参照情况,既关联着审判实践的法律适用,也成为刑事案例指导制度运行情况的晴雨表。当前,刑事指导性案例"应当参照"的制度落实在影响力、精确性和接纳性上均遭遇了瓶颈,导致刑事案例指导无法真正助力于审判实践。案例指导制度欲突破瓶颈,应处理好典型性与普遍性、抽象性和具体性、强制性和说服性等三大关系,并结合司法理念、司法技艺、机制保障等方面进行完善。

刑事指导性案例“指导性”要素分析与批判——以“潘玉梅、陈宁受贿案”为样本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刑事指导性案例要获得"共同体共识",就必须符合《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的条件。从第一批刑事指导性案例开始,尽管每个案件裁判要点中包含了入选案件适用法律的基本意见,但是在定罪指导性、法律适用指导性和文书形式指导性等要素方面并不明确,因而难以最大程度地发挥指导性案例的应有功能和价值。以"潘玉梅、陈宁受贿案"为样本分析刑事指导性案例在指导性要素上如何加以改善的问题,或许能够促进我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