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对待刑事案卷

我国刑事审判运用案卷材料的问题上,实践与理论、立法与政策明显相悖,由此引发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从诉讼结构上看,我国刑事审判对案卷的依赖主要源于公、检、法体制上的相互认同、刑事诉讼的职权主义结构、司法组织体制和活动方式的行政化等原因。当代中国刑事案卷运用的真实困境在于刑事案卷理论研究导向的偏差和相应法律规范体系的缺位。为保障刑事案卷材料合理、科学和有效的运用,消解刑事案卷对审判产生的诸多不利影响,需要着手刑事案卷本身的制度建设,尤其聚焦刑事案卷文本规范系统和外部控制系统建设。

侦控机关刑事案卷移送中的“证据偏在”

侦控机关移送案卷时存在着筛选有罪或罪重证据,忽视、隐匿无罪或罪轻证据的“证据偏在”行为。对抗因素导致检察机关角色定位存在偏差;科层制下考评机制导向的行为驱动;证据收集与审查的主体存在思维误区等是“证据偏在”产生的原因。可通过采取信息技术手段规制、建立侦控机关合理的内部考核机制和加强律师的外部监督等多种措施防范“证据偏在”,通过保证刑事案卷的完整移送来避免冤案发生。

刑事案卷流转情况应公开

刑事案卷流转是刑事诉讼由一诉讼阶段进入下一诉讼阶段的必经环节和主要标志。中国刑事诉讼法有关刑事案卷流转的规定乏善可陈,流转情况不透明、不公开。应明确规定将刑事案卷流转情况附卷,随案移送,全过程接受专门机关、犯罪嫌疑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和社会的监督。

公安机关刑事案卷程序价值研究

公安机关刑事案卷的程序价值实现与否直接关系着刑事诉讼法价值能否实现。实践中,公安机关刑事案卷的程序价值既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因此,一方面,应肯定公安机关刑事案卷的程序价值,积极推动其发展;另一方面,应认识到公安机关刑事案卷程序价值的限制,以程序价值的应然性为目标,对限制进行完善,从而有效增加刑事诉讼追究犯罪的正当性、合法性。

中国刑事案卷制度研究——以证据案卷为重心

中国刑事程序的流转及司法决策的作出皆以各种证据和文书材料构成的案卷为主要载体。英美法系国家与中国的刑事案卷制度,在案卷的完备性与简单性、案卷使用时空的伸展性与抑制性方面表现出重大差异。中国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案卷制度相似性较多,其中最为重要之处在于法院应审查起诉机关移送的侦查卷宗,以此作为定案依据;二者主要在案卷制作的单一性与多元性、案卷作用的绝对性与相对性方面存在区别。中国刑事案卷制度的独特性可从司法权力组织的类型、司法目的与诉讼构造角度予以解释。中国刑事案卷制度的大部分特点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仍将保留,但在形成和使用上将发生变化。

刑事案卷:文本的规范与程序的控制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刑事审判仍是一种严重依赖案卷材料的书面审判方式,这与我国当前推进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存在尖锐冲突。这一冲突难以从制度上通过对案卷材料的"休克疗法"或所谓的调和路径加以解决。从相对合理主义的角度看,坚持平衡司法现实需要与程序正义价值诉求的原则,着手于刑事案卷制度本身的建设以适应实质化刑事审判方式改革需要可能更为稳妥。刑事案卷制度的建设涉及对案卷文本界定、文本生成机制和案卷运行的程序性制约机制的建立,由此形成刑事案卷生成、运行的标准性和限制性规范,从而增强刑事案卷运用的合理性和可靠性,实现刑事审判程序正义价值。

论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卷证的平等使用

刑事案卷是开展刑事诉讼程序和产生诉讼结论的主要依据,是认定案件事实和决定法律适用的主要信息载体。刑事案卷是刑事证据的主要来源。实务中存在控辩双方使用卷证不平等的诉讼现象,主要表现为控诉方更早接触卷证、控诉方优先选取案卷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控诉方在庭审中可以就卷证主动发表意见而辩护方只能被动质证等。主要成因在于刑事案卷形成不规范、对侦查机关制约有限且控诉方较辩护方享有制度性优势等。如若确立侦查机关的客观义务,保障辩护方的调查取证权,明确案卷移送和证据提交的关系,完善证据不存在“三性”“两力”争议时控辩双方的意见发表程序,有助于实现控辩双方对刑事卷证的平等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