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商业银行处置涉及刑事民事交叉案件的抵押物的思路

处置抵押物变现是指银行通过诉讼执行拍卖等方式,将形成不良贷款对应抵押物通过市场方式转变为现金,从而受偿冲抵不良贷款对应的本金利息,弥补不良贷款产生损失的过程。处置涉及刑事民事交叉案件不良资产抵押物是银行清收入员的棘手困难,因涉及刑事民事交叉案件常引发民事诉讼流程停滞、涉诉人在狱妨碍推进、考量社会维稳暂缓处置等问题,受到刑警机构、地方法院、债权银行、债务人员等各方主体重视。本文梳理了抵押物涉及刑事案件引发的问题,总结了应对处置思路,分析不同处置模式的选择标准,并从理清刑事民事关系、考虑债权人利益、合理运用法律手段、拓宽推进思路、完善贷款管理等方面提出银行在推进涉及刑事民事交叉案件抵押物处置时的相关工作建议及风险防范措施。

清末修订《刑事民事诉讼法》论考——兼论法典编纂的时机、策略和技术

《刑事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本是为了回应守旧大臣的批评,适应当时改革的即时之需。为此,它被定位为一部暂行章程,这导致了它简单、务实的立法风格。不过,与这种风格不协调的是,立法者又显然试图将一些时人并不熟悉的制度引入中国。《刑事民事诉讼裁判等项法律》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刑事民事诉讼法》的起草过程提供了线索。根据现有史料,不足以断定伍廷芳就是《刑事民事诉讼法》的起草人;督抚对该草案的批评,也不能简单归结为“礼教派攻击法理派”。这次立法最终以一种“不了了之”的方式终止,但是,作为法典编纂的一个失败案例,它却给后人以长久的启示。

《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若干问题刍议

从历史的时序来看,刑讯之争对《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的产生起到了关键作用。沈家本、伍廷芳对草案说明和解释虽有遁入"体用"范式之弊和托古附会之嫌,但他们的用意是尽力促成《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先颁试行。该草案在引入西方诉讼制度的同时也对诉讼模式进行了改造,摒弃了传统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采用的是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混合诉讼模式。

《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之论争

沈家本、伍廷芳完成《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后,光绪帝令地方将军、督抚和都统等军政大员就草案进行讨论,以张之洞为首的封疆大吏纷纷上折对草案加以批评。以地方大员组成的保守派与沈家本、伍廷芳为代表的改革派之间关于本草案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刑讯、逮捕、刑事裁判、判案后查封产物、律师、陪审等六个方面。《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的论争实际上是清末"礼法之争"的前奏,其实质是中西法律价值冲突以及法律变革的路径分歧。

《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搁置时间考析

关于《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搁置的时间,考证认为光绪三十三年十月法部奏准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实际取代了草案的立法空缺,而光绪三十四年九月法部继续覆议的奏折是以清朝官场传统的方式宣布草案退出覆议程序。因此,草案搁置的确切时间点应该是在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因为此时法部进呈的继续覆议奏折标志着草案以体面的方式宣告退出法案覆议程序。

《刑事民事诉讼法教程》学习辅导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刑事民事诉讼法教程》一书,将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两大诉讼法的内容总和到了一起。通过学习本教程,我们既要了解和掌握两大诉讼法各自的一些基本制度、基本原则,各自程序中所特有的内容,又要了解和掌握两大诉讼法的共同之处,特别是要重点掌握诉讼的管辖问题、证据问题以及两大诉讼活动的程序问题等。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审理顺序的反思与优化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审理顺序既对生态环境的修复效果有着直接影响,又关涉被告人刑民责任的协同确定,是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遗憾的是,由于我国立法尚未对此类案件的审理顺序作出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在探索过程中做法不一,有“先刑后民”的,有“刑民并进”的,严重影响了司法的规范性。为保障实现修复生态环境、协同刑民责任等多元化诉讼目的,人民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应遵循刑事惩罚与生态环境修复相结合的基本理念,采用“刑—民—刑”为主、“先刑后民”为辅的审理模式,并通过强化判决说理性对“刑—民—刑”模式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防范。此外,还应正确看待和解与调解对审理顺序的影响,一旦发现对和解协议或调解协议的公告可能影响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应及时调整审理顺序,先行作出刑事裁判。

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前公告制度的废除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是否诉前公告争议很大。现行司法解释要求履行诉前公告程序,保障其他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优位性,目的在于限制公权力介入私权领域,发挥其他机关和组织在民事公益诉讼上的专业优势,但是其未关注到我国其他机关和组织在公益诉讼中的现实弱势,不利于公共利益的保护。在司法实践中,诉前公告制度呈现“空置状态”,基本没有其他机关和组织在公告后介入诉讼,反而导致与刑事审查起诉期限之间的冲突,干扰刑事审判的正常进行,不利于保障诉讼效率,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迅速审判的权利,应当废除刑事附带公益诉讼案件的诉前公告制度。

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逻辑与程序构建

基于网络治理的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47条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在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旨在促进刑民责任承担的有机衔接,实现对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体化、各环节、全链条防范治理。作为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提起的新型诉讼制度,其理论逻辑和具体规则尚不完备,立法支持和实践经验均严重不足,应明晰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正当性与必要性。同时,厘清案件可诉范围和人民检察院职能定位,以一体化思维疏通管辖难题,以智慧司法赋能协同治理,为司法提供有效的程序框架。

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新探

在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和知识产权检察“四合一”综合履职背景下,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一体解决刑事追究和民事追责,成为集约化诉讼的现实需求。当前,该制度的适用受到法律、理论和实践上的三重桎梏,影响了该制度司法质效的发挥。知识产权属于民法意义上的“无体物”,其法益侵害属于“财物损失”范畴。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适用附带民事诉讼符合诉讼的经济合理性和合目的性,是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下的制度创新。推进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适用,应当在厘清“物质损失”概念基础上明确其适用条件,规范其适用方式、完善其证明标准,促进民刑程序相协调,并以全面赔偿为原则准确认定赔偿数额。

海上刑事案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的优化路径

海上刑事案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作为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重要法律措施,具有立体化追责、高效解决纠纷等独特价值。当下,该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适用罪名集中、审理基层化等特点,但由于法律规定过于简单,导致该程序出现了定位不清晰、管辖存在法律冲突以及取证困难等各方面问题。针对上述问题,需要结合理论和现状分析海上刑事案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的优化路径,明确程序的定位,规范诉前公告程序,推动专门管辖,发挥海事法院在审查海事案件证据等方面的优势,创新海上犯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办案模式,实现该程序精准打击海上犯罪、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构建探究

新《刑诉法解释》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由“不予受理”改为“一般不予受理”,但由于精神损害自身具有主观性强、非财产性以及不可恢复性的特性,致使精神损害赔偿具体数额难以确定,增加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诉讼成本,也极易造成同案不同判的情形;由于加害人自身经济能力差异、恶意转移财产等因素影响,在执行上容易“空判”,被害人权益难以得到真正实现。文章分析了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可行性,进而针对现存的“空判”和“数额难以确定”的困境,提出相应对策。

基于流程重构理论提升检察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效率研究

随着我国国家治理和法治建设进一步推进,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已成为司法机关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该类诉讼不仅直接体现司法公正,也关涉生态环境是否及时得到修复。通过梳理相关法律规范、实践案例可知,当下由于缺少理论支撑和制度支持,该类诉讼在司法实践中面临做法不一、诉讼效率不足等问题。为保障生态环境及时修复、规范司法机关诉讼流程、提高该类诉讼效率,应引入流程重构理论,构建起从案件庭前证据证明标准及责任划分、诉前公告流程重置、诉中审判流程优化的案件全过程高效体系。

个人信息保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检视和完善——基于157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兼具个体和社会属性,该保护领域已由个人控制转向社会协同共治,具有寻求公益诉讼保护以解决结构性困境的迫切需求。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区别其他公益诉讼的独特实体和程序性价值,在程序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基于司法大数据的微观检视,相关司法实践尚面临起诉主体范围狭窄、诉讼请求选择单一和赔偿资金管理不明等具体规范阙短之难题。为优化制度设计,我国应当着力拓宽该制度领域多层次的主体范围,探索多元化的诉讼请求类型,并健全规范化的资金管理机制,以回应纾解信息化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困境。

中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私法化改进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本质是民事诉讼。尽管新《刑诉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做了修改与补充,但鉴于两种诉讼之间的本质区别,加上相关法律条文的缺失,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赔偿范围过窄、被害人权利保障不足、民事诉讼过度依赖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过高等问题。改进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路径:首先,从新《刑诉法解释》入手,明确可以受理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范围,并以实质标准加以规范。其次,应给予民事诉讼独立性,使受害者有权通过民事诉讼来获得救济。

恢复性司法视域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通过恢复性司法视角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进行实践检视,发现其目的和性质存在异化现象,在被害恢复、加害恢复和社会恢复层面的实施效果均有待提升。应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指引,通过建立合理的赔偿机制、促进各制度之间的程序流转、保障被害人社会救济权和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等措施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促使该制度发展为在逻辑上高度自洽且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

精神损害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研究——以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75条第2款为切入点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实施后,“牛某某侵害未成年人案”成为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首例案件。自此对于该解释第175条第2款中“一般不予受理”的理解与适用出现了诸多争议。对该条款的理解若仍然坚持完全禁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受理精神损害赔偿的传统立场,则无论在实体法层面还是程序法层面均已丧失正当性,而允许“例外情形”下援引该条款支持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既不违反“双重处罚”原则,也符合我国的立法精神和实践发展趋势。由于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并未对“例外情形”作出规定,因而应当从其他法律的规定中去探寻对“例外情形”的理解和适用。我国的相关法律和改革实践为未成年被害人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整体例外”提供了重要依据,而将未成年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应当从赔偿范围、赔偿数额、检察机关支持起诉以及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机衔接这四个方面加以明确。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刑事化的成因与削减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包括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两类,在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公益司法保护制度在案件起诉结构、线索来源、证明标准方面刑事化特征明显。这可归因于附带起诉与单独起诉界限不清、附带起诉规则欠缺、考核标准异化以及办案路径依赖等现实因素。为保障公益诉讼案件结构合理、发挥预防功能以及满足高质量发展需求,对该类案件的刑事化进行削减具有必要性。因此,应以被诉主体范围一致作为划分附带起诉与单独起诉的条件,将《民事诉讼法》作为附带起诉的基本法依据,优化考核标准,补强检察机关线索发现、调查取证能力,切实发挥公益保护的司法价值。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完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自在我国确立以来,就一直争议不止,其争论的核心问题大多集中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上,而赔偿范围的争议焦点又主要是集中于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及精神抚慰金这三项。因构成刑事责任而导致的赔偿部分适用法律不同从而致使赔偿额度天差地别,是长期以来我国附带民事诉讼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近代以来,随着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原则在国际社会得到普遍认可,我国司法及学界呼吁将精神损害及“两金”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呼声也愈加高涨,解决被害人因遭受犯罪侵害从而产生的赔偿问题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