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主观方面的证明——基于刑事法一体化的分析

犯罪主观方面是犯罪构成要件之一,对它的证明是程序法与实体法中都无法绕开的问题。目前犯罪主观方面的证明途径主要有运用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证明、变更待证事实证明以及运用推定证明。但现有的证明方法、法律规范不足以解决实践中出现的证明困难、刑讯逼供、放纵犯罪等诸多问题。如若不对这些问题加以解决,犯罪主观方面的证明困境将愈发严峻,刑事法律之间的背道而驰也将无法实现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对公众法益的保障。为解决犯罪主观方面的证明困境,可以从调整目前刑法理论中的犯罪构成体系入手,在学术研究中、立法层面上促进实体与程序的融通,并对推定的适用、规制等问题做出相应的完善,构建刑法理论与刑事诉讼证明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论欧洲刑事法一体化背景下的德国网络犯罪立法

2007年8月7日德国"为打击计算机犯罪的《刑法》第41修正案"获得通过,该修正案完成了欧洲理事会《关于网络犯罪的公约》和欧盟委员会《关于打击计算机犯罪的框架决议》在德国刑法中的移植。研究这两部国际公约以及德国第41修正案的内容,可以认识欧洲刑事法一体化背景下的德国网络犯罪立法及其进程,掌握网络犯罪国际立法和德国相关立法的基本状况和存在的问题。

反恐立法中“组织入罪”的刑事一体化分析

为了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各国的反恐刑事立法将犯罪圈和刑罚圈扩大到构建犯罪组织的行为上。这种"组织入罪"的立法模式将打击恐怖主义的阵线前移,是立法应对反恐形势的积极调整,也是刑事责任理论发展到"行为人群责任"的体现。反恐实体法中的"组织入罪"大大简化了控方的证明责任,尤其是间接推定的适用是诉讼中控辩平衡出现了不利于辩护方的倾向。我国针对恐怖主义的刑事立法中也存在"组织入罪",并且在国家认定和公布组织名单后,对该罪的证明有进一步简化的趋势。"组织入罪"可能产生一定的负效应,未来的反恐实践应当强化恐怖组织认定标准的明晰化,诉讼证明中注意保持适度推定,同时要避免将正当的人群集合犯罪化可能带来的风险。

“刑事法一体化”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探索——以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课程实践为中心

刑事法研究生的传统分化培养模式会导致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实体和程序的脱节。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自2016年起开始探索"刑事法一体化"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在理论知识建构、实务能力锻炼、学术兴趣培养、科研能力提高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研究生培养积累宝贵经验。当然,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的"刑事法一体化"培养模式还在初期探索阶段,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及时反思并完善。事实证明,"刑事法一体化"培养模式符合刑事司法人才成长规律,应当全面推广。

刑事法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刑事法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以培养德法兼修的社会主义一流法治人才为价值追求,以刑事法一体化为培养理念。针对传统刑事法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存在的不足,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经过多年的改革与探索,形成了德法兼修、能力导向、硕博贯通、刑事一体的培养模式,对于刑事法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效果提升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随着改革的深入,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创新加以解决。

量刑规范化改革中类案检索机制的功能实现

在量刑规范化改革中,围绕如何处理检察机关求刑权和人民法院裁判权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主导权问题,相关争议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学理模式:“居中裁判”模式、“检法冲突”模式、“自动售货机”模式、“复读机”模式。随着司法大数据的不断公开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化发展,类案检索在提高检察官量刑建议精准性和认同度、规范法官在量刑中的法律推理和心证公开、增强新型案件量刑裁判的可接受性上被社会各界寄予厚望。当前,对类案检索的功能设定日渐出现了“技术理想主义观”和“现实主义论”的分歧。基于上,建议:进一步明确审判者司法理性的核心地位和类案检索及相关数字化技术的辅助功能;完善量刑类案中案例相似度计算模型和革新数据口径及其检索条件;制定量刑类案数据采集、运用质量控制与评价体系;基于刑事法一体化,围绕实体要件、法定程序要件、证据运用要件、刑事政策要件等加强类案的系统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