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激励模式下的企业合规不起诉适用条件解析

基于企业现代化治理的现实需要与保护民营企业的考量,我国检察机关自2020年起已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的实践探索。从刑事激励的角度来看,对涉罪企业的合规不起诉能够帮助企业建立更为完善的管理制度。与此同时,对于该制度的具体适用还存在着涉罪企业规模大小、涉罪主体对象范围界定、企业犯罪类型界定等方面的争议。要完善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规定对各种规模的企业都适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构建适用罪名正负面清单;加强对涉罪企业认罪认罚情况与企业合规意愿等方面的综合考量。

刑事激励视角下的企业合规问题研究

由于企业合规横跨企业治理与社会治理,因而其兼具自律与他律的双重属性。基于刑事激励视角对企业合规的作用机理展开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企业合规存在刑事激励的制度安排不当、正向激励方式单一以及负向激励机制面临潜在挑战等问题。正向与负向刑事激励不能相互替代,否则将导致企业合规预期功能的失灵。在未来,企业合规路径的优化应坚持正向与负向激励并重的制度安排,以软法扩展企业合规的正向激励方式,强化基于合意的负向激励机制,以进一步提升企业合规建设的成效。

美国企业合规制度的构建:国家监管、强制性自我监管与刑事激励

企业合规制度发轫于美国,并很快成为全球法律现象。近年来,我国也开启了企业合规的本土化探索。对于刚刚起步的我国企业合规制度建设而言,学习和借鉴美国已经相对成熟的制度很有必要,但从学术界目前的关注点来看,对美国企业合规的规范本身解读比较多,鲜有学者从国家治理逻辑的层面探究美国企业合规制度是如何构建以及如何由个别行业向全行业扩展的。事实上,美国在推进企业合规制度建设过程中同时发挥了国家监管、强制性自我监管与刑事激励三种方式的作用,且每种方式都有其重点关切的对象与行业,三种方式互相配合、互为补充。美国的经验对我国以多种方式推动不同类型企业构建本土化企业合规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企业合规刑事激励的司法限度

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三年多以来,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的保护方向值得肯定,但企业合规刑事激励的司法限度仍有待总结和反思。企业合规是企业风险管理的同义语,企业的合规动机是企业利益最大化;企业合规整改的永恒逐利性、检察合规监管的经济利益衡量,为合规激励的扩大化埋下了隐忧。基于单位犯罪混合意志论和责任分离论,涉案企业与涉案人员在刑罚层面可实现责任个别化,企业合规刑事激励的对象只能是企业而非涉案人员,合规监管的适用范围只能是企业犯罪而非自然人犯罪。基于实体法的量刑原理,在从宽范围上,事后合规换取的“相对不起诉”仅针对企业轻罪而不适用于企业重罪;事前合规难以成为企业犯罪的实体出罪事由,不能夸大组织体责任论的教义学功能。在未来合规改革的实践深入及立法推进中,应优先注重罪刑法定的追诉限缩意义、“企业合规从宽”与“特定犯罪从严”的刑事政策协调、企业合规整改实效的长期验证,避免落入“合规陷阱”。

企业刑事合规激励机制研究

开展“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改革试点,是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优势、有效防治企业犯罪、保护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近年来,为促进该制度持续释放司法红利,我国一直探索建立合适的刑事合规激励机制,实现企业管理的法治化.目前我国主要的激励措施有两种:一是以“合规不起诉”为主的正向激励,二是以“检察监督”为主的负向激励.这两种激励措施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困境,“合规不起诉的适用”“合规监督模式”和“合规有效性评估”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需要从现有的制度体系出发,充分研究论证,探究完善路径.

人民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研究

企业合规是司法机关对涉罪企业的刑事激励措施。相较于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已广泛实施合规改革,现阶段人民法院进行企业合规改革的实践和理论研究都相对有限,相关审判实践案例数量少,涉及犯罪类型少,法检协作及程序衔接有待加强。法院在审判阶段参与企业合规改革具有正当性与必要性,而且具备刑事诉讼阶段性的独特优势,不仅有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对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也具有其他部门难以替代的积极意义。在立法尚不完善的当下,在审判阶段法院对于企业合规的启动条件、合规整改的审查主体以及审查的方式与内容的准确把握至关重要。随着企业合规改革的推进,有必要将企业合规制度融入刑事法体系,构建并完善中国特色的企业合规制度。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检察机关企业合规不起诉裁量权分析

从我国合规改革的实践来看,对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且检察机关裁量权存在扩张风险。结合我国国情并借鉴域外约束检察机关企业合规不起诉裁量权的实践做法,通过确立适用不起诉的统一标准及在程序衔接中约束检察机关的合规不起诉裁量权,避免检察机关在企业合规不起诉中裁量权的滥用。

平台经济反垄断的刑法规制研究

平台经济垄断行为包括:二选一、大数据杀熟、扼杀性并购、算法合谋、限制交易等等。当前我国法律仅通过行政和民事手段对垄断行为进行调整,难以达到趋利避害的效果。平台经济的垄断行为损害了消费者和商家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设立平台经济垄断罪是遏制垄断行为的有效途径,而监禁刑相较于罚金刑更具威慑力,且能避免罚金过重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设立平台经济垄断罪有其必要性。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秉持着引导企业良性发展的目的,应当建立刑事事前激励机制,若企业证明其已经建立有效的合规计划或者在缓行考验期内根据法律或者有关部门的规定制定了相应的合规制度,则可以减轻处罚。

企业刑事合规的法律应对

源于西方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进行本土化改革后,对激励企业守法合规经营与惩治涉企犯罪等各个方面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国已在多地推行了企业刑事合规工作,取得了一些经验,也发现了许多问题。本文从企业刑事合规内涵入手,首先总结了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的探索与实践状况,之后对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进行了具体分析,最后提出了企业刑事合规的法律应对完善之路,旨在为我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提出建议,推进我国企业合规制度的建设进程。

企业刑事合规激励规范适用问题研究

企业刑事合规激励是一种有效的企业犯罪预防措施,在预防犯罪功能上,其主要体现的是特殊预防功能。刑事合规激励的适用对象在形式层面原则上应限定于企业,例外情形下可扩张适用于涉罪企业成员,在实质层面应坚持功利性与改造可能性的统一。刑事合规激励的核心判断标准为企业进行了有效合规整改,对此应从企业与检察机关两个维度进行判断。

预防环境风险作为企业环境合规制度目的的可行性研究

目前,企业环境合规制度以预防环境刑事风险为目的,而无法有效预防其他类型环境风险(环境民事风险、环境行政风险)。本文从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要求、环境风险的特征、企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角度出发,论证了企业环境合规制度超越刑事激励的必要性。同时,通过分析得出,企业环境合规组成要素不排斥将预防其他类型环境风险作为目的,从而论证企业环境合规制度的目的转变为预防环境风险,具有可行性。预防环境风险在企业环境合规中的表达方式(包括引入方式和规定方式),以企业形成合规文化、企业文化为分水岭而有所差异。

我国企业合规的刑事诉讼激励

目前企业合规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趋势,是企业走向世界的通行证。企业合规不仅有利于我国企业走向世界,还有利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的强制性措施在激励企业合规方面具有天然的本土优势。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程序分流都会对企业合规产生激励作用。有效的合规计划是刑事诉讼激励发挥作用的前提。我国刑事诉讼激励企业合规的实体法压力不足,应当加大部分罚金刑力度、完善刑罚种类,为企业合规提供适当的压力。在企业合规的过程中要学习美国等先行国家的经验,同时,对于美国等先行国家出现的问题要尽早避免。

检察机关语境下涉税犯罪企业合规实务问题研究

企业是保持市场经济活力的重要力量,而当面对涉税案件中企业常发的突出问题时,一味打击或者放纵都不是科学有效的治理方式,而企业合规制度无疑是一副良药。在“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贯彻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配套机制或理念的加持下,检察机关作为企业合规工作的主导具有合理性和便利性。检察机关通过完善检察建议综合治理、附条件不起诉、第三方监管等制度,有助于推动企业治理结构变革,丰富检察内涵。

反海外贿赂视角下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构建研究

反海外贿赂合规是国家与企业治理海外商业贿赂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企业反海外贿赂合规发展缓慢,原因是我国刑诉法中不存在合规不起诉制度,刑事合规激励机制无法发挥作用。这种激励机制运行的前提是对海外贿赂犯罪的管辖权,基本逻辑是合规成为公诉机关决定是否对涉嫌犯罪企业起诉的依据。本文将企业海外贿赂犯罪分为两种类型,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类型犯罪的主体范围、追诉机关,以及《刑事诉讼法》《刑法》规定的不起诉制度中“合规”作为不起诉依据的制度空间,从而探讨如何构建起我国的合规不起诉制度。

企业合规程序激励的中国模式

我国单位犯罪立法的显著片段性决定了,合规激励应当围绕单位责任和个人责任两条路径展开。单位责任路径以单位责任发生为前提,个人责任路径以单位意志存在为基础,否则,不能任意适用针对企业的合规监管程序。我国刑法中的单位归责模式以及有限度的起诉便宜原则共同决定了,合规程序激励机制的适用应有限度。基于对罪刑法定原则、平等适用刑法原则的维护,其适用应限于轻罪。对于合规的效率价值应辩证看待,予以重视,但不能过分主张。在此意义上,不宜在“挂案”中开展合规监督。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减损了合规程序激励机制的效率价值,作为功能补偿,其犯罪预防价值更应得到重视。犯罪预防价值的发挥取决于如何建立以及建立怎样的企业合规制度。在这个问题上,专项合规计划的适用是例外而非原则;即便倡导第三方独立监管,监督考察过程也应当坚持行政主导。

理性建构刑事合规的中国路径

当前理论与实务界关于构建我国刑事合规制度的探索,在诸多问题上还存在一定的不足或误区。其集中表现为: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内容较为局限,未能充分挖掘既有刑事诉讼制度资源发挥本土优势;理论上普遍忽视刑事合规制度发展的阶段性规律,甚至出现通过设立兜底罪名强制推行企业合规的简单激进主张;企业合规制度的刑事一体化构建蓝图不清、路线不明。对此,有必要进行系统性反思和深入探讨。总体上,今后可以采取从程序法到实体法、从刑罚论到犯罪论、由点及面重点构罪的谨慎推进思路,分别从企业合规的刑事诉讼激励、刑罚激励以及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合规、金融合规、反腐败合规等重要领域立法构罪的刑法强制三个侧面,逐步有序建构起符合我国国情并且契合现行刑事法治实践的刑事合规制度。

优化刑事执法环境推进依法治国

保障刑事法律、法规正确贯彻实施并保证执法活动顺利运行,实现司法公正,需要有良好的执法环境。我国刑事执法社况日益进步的同时,存在许多不良因素。文章通过对刑事执法环境的透视,认为刑事执法环境不良之成因,主要是执法中重权力轻责任、权力制衡无力、司法队伍素质与司法任务需求不相适应、现代化执法观念和守法意识薄弱、执法激励机制缺少活力以及受司法资源投入不足之困扰等。文章敢如何优化刑事执法环境提出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