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热点案件功过之议

刑事热点案件是一个功过并存的复合体。在其成为普法样本、唤醒民众权利意识、确立行为预期的背后隐含着尤须警惕的非程序化倾向。刑事热点案件的多面性要求我们站在一个客观而中立的立场检视其功过得失。坚持以程序为中心,严格在坚守程序的基础上做出刑事判决,是刑事热点案件的应然走向。这既有赖于我们对刑事审判中程序的功能和意义进行重新认识和利用,又需要以此为基础构建刑事热点案件审判程序的理想图景。

刑事热点案件舆情传播风险研判及排解研究

刑事热点案件舆情的生成、发酵和传播具有特殊性,利益方的刻意启动、当事人的特殊身份标签、定罪量刑的巨大落差是出现热点案件舆情的主要风险点。其根本原因在于刑事案件传播信息与客观真实存在较大差异,案件评价精英化和大众化出现分野,司法公开反馈机制难以满足知情权需要。应当从细化互联网平台传播责任、打造专业新闻发言人制度、填补当事人信息发布的规则漏洞等3个方面予以完善。

从扩大刑事裁判公开限度看提高刑事热点案件裁判的公众认同

为贯彻落实宪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等法律文件精神,倒逼法院提升刑事裁判能力,提升公众对刑事裁判的认同,因而,明确和进一步扩大刑事热点案件裁判公开的范围十分必要。其蕴含的法理是:刑事裁判公开与保密规定的背后是国家安全、刑事裁判稳定、个人信息安全与公众知情权、监督权、表达权等冲突权益衡平的结果;刑事热点案件中,公众对知情权、监督权、表达权的需求大幅提高,既有的平衡状态需要作出新的调整;这种调整体现为保密范围的缩小和公开程度的加深。就具体扩大化的途径而言,从价值位阶出发考量,可以对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以及处理瑕疵等原有不公开类型案件尝试适当的公开。

刑事热点案件司法回应的优化途径

热点案件司法回应有利于构建司法与社会公众沟通与互动的有效途径,是司法机关应对热点案件频频引发社会舆情的有益实践,有利于推动实现司法公正,但在操作层面仍有待进一步优化。刑事热点案件司法回应是独立于常规刑事诉讼程序的辅助性措施。虽然目前司法机关已就刑事热点案件司法回应形成“热点识别-辅助办案-信息发布-跟进发布”的四阶段基本样态,但仍存在热点识别能力不足,信息发布的时效性、准确性及权威性有待提升,对跟进发布的重视不足的问题。应建立热点案件司法回应协调机制,提升热点识别能力,坚持信息发布时效性、准确性与权威性的统一,重视网络谣言的识别及应对,注重发挥新闻发布会及主流媒体的作用等。

回应型司法的实证与运行——以法院工作报告对热点刑事案件的回应为研究文本

近年来,热点刑事案件成为人们关注司法的切入点。通过对近几年来网络十大事件、年度十大案件、年度十大刑事案件进行整理,对近四年的工作报告针对热点刑事案件的回应进行分析,我们认为目前一种全新的司法模式——"回应型司法"正在形成。在回应型司法中,刑事审判应以法律效果下的社会效果的实现为核心,积极对社会需求作出回应。

公众话语压力下的刑法解释——以热点刑事案件中刑法解释方法的择向为视角

热点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对刑法的解释与适用,面临公众强烈质疑的困境。刑法解释理论本身的缺陷不足以造成困境,民众感官正义与法官司法正义的冲突也并非根本原因,公众不完备的信息能力才是困境形成的本质原因。公众话语压力通过刑法解释对象发生作用并影响法官解释方法的择向,一旦公众话语过度渗透,形成话语压力,则可能引发刑法解释过度追随公众认同的可能性、解释结论消极影响的"溢出效应"等非理性司法特性。要突破上述困境,应强化公众信息能力以消解公众话语压力,以公众认同的基本情理为刑法解释的价值取向,并坚持"人本主义解释范式",还应准确确定各种刑法解释方法的适用位阶以提高法官刑法解释技艺。

刑事司法中逻辑法条主义的反思

鉴于"深圳鹦鹉案"等热点刑事案件的裁判结果与大众情感、观念的尖锐对立,有必要对决定裁判结果的逻辑法条主义进行检讨与反思。逻辑法条主义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表现是全方位的,包括定罪层次的定性化机制、量刑层次的定量化机制以及刑事程序的科层式决策机制等。逻辑法条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成因。新中国成立以来,逻辑法条主义从无到有、逐渐形成,当前的司法体制则为逻辑法条主义的盛行提供了理念、制度、技术上的支撑。然而,逻辑法条主义在司法实践中引起诸多冲突,包括实质正义观念和形式正义观念的冲突、专业审判组织决策与民众意见的冲突、抽象立法与具体现实的冲突等。为达成逻辑法条主义下的情法协调,需要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上予以改革完善,包括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建立中国特色的"法官造法"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及其巡回法庭的法律审制度)、提高立法技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