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将著作权民事侵权行为认定为刑事犯罪

《刑法》与《著作权法》关于侵犯著作权行为方式法律规定的重合性与不一致性,是导致法律适用混淆性的重要原因。但是,两者的界分并非不具有法律上可操作性,界分的关键在于恪守认定犯罪的基本原则和准确把握认定犯罪的具体方法。在司法实践中,之所以存在将著作权民事侵权行为认定为刑事犯罪的诸多案例,原因在于司法工作人员没有恪守认定犯罪的基本原则:不得已原则。“以营利为目的”是成立侵犯著作权罪不可或缺的构成要件。“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是指行为人未取得著作权人的独占许可、独家许可和普通许可。《刑法》第217条采取“数额或情节”的认定模式,只有违法所得数额达到法定标准或具有法定情节的侵犯著作权行为,才能认定为刑事犯罪,否则只能要求行为人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给予官员债务免除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后者的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

毒杀犬只情节严重的涉刑事犯罪

"我家狗狗才3岁,之前吃了地上有毒的东西,一下子就完了."7月4日上午,在北京市丰台区燕保康润家园小区,李月虹(化名)提起一个多月前发生在小区里的毒杀犬只事件,仍伤感不已.今年5月,包括她自己的宠物狗乐乐在内,小区共有20多只宠物狗相继被毒死,其中包括泰迪、边牧、中华田园犬等,犬只体内检出了鼠药成分.

“行刑衔接”视域下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分

我国行刑衔接机制的建设至今已有二十余年,但审视现状,“以刑代罚”、“有案不移”等问题却仍普遍存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间的移送标准不清、界限不明,根本原因是没有理清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边界,实现二者的合理界分。以罪刑法定原则为指引,运用实质解释方法,综合考虑应罚性、需罚性,以“定罪–量刑–定罪”的循环审查体制反制不当定罪,以此保持刑法谦抑性,避免刑罚处罚僭越与前置至行政法领域,健全行刑衔接机制。

浅谈恐怖化刑事犯罪

相当数量的刑事案件所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方面的危害程度和恶劣影响是空前的,并在一定地域范围内造成严重的恐怖气氛和社会恐慌,对此类案件我们称之为"恐怖化刑事犯罪"。恐怖化刑事犯罪的成因是:社会矛盾的演化、价值观的失衡、社会控制的缺陷以及个人心理因素。遏制此类犯罪,必须调节社会矛盾、建立防控体系、提高公民防范意识、快速反应,并对恐怖犯罪进行不断研究。

城市化质量与刑事犯罪

大量的犯罪经济学文献表明城市化会导致犯罪率的提高,但一个显著的事实是——高质量的城市化可以抑制犯罪。采用中国1995-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别以非农户籍人口与城镇人口比重衡量城市化进程的"质"与"量",并以二者之差衡量"半城市化"问题的严重程度,利用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的结果显示:高质量的城市化进程与刑事犯罪率负相关,低质量城市化与"半城市化"问题的加重导致了刑事犯罪率的提高。因此,城市化并不必然导致刑事犯罪率的提高,应更加注重城市化质量而非速度,打破户籍管制与提高城市福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城市化进程中的犯罪问题。收入差距所引发的社会紧张与不公平感亦是犯罪行为的重要诱因,而公共安全支出则能够发挥有效的威慑作用。

刑事犯罪侦查的新利器——脑电位检测

脑电位检测作为当今脑科学研究应用于刑事证据侦查中最先进的手段,已逐渐被科技发达国家的警察等重要部门所采用,而且从国际上的发展来看也预示着它是公安心理测试发展的必然趋势。脑电位检测是基于大脑的信息认知处理过程,所检测的是相关信息是否存储于大脑,无论被试说假话或真话,所检测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与说不说谎没有关系,其结果具有和DNA、指纹一样的生物学特征,能将特定的与案件相关的脑电位特征性的证据和特定作案人联系起来。脑电位检测在犯罪侦查中比公安机关现行的心理测试技术要具有更多的优势。

劳动力市场状况与刑事犯罪——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我国转型期经济快速增长伴随着刑事犯罪率的迅速攀升,正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本文探讨刑事犯罪率上升背后的劳动力市场状况恶化因素。基于一个全新的2000年到2008年间包含22个东部发达地区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城市行业工资收入差距每上升1%,将导致刑事犯罪率平均上升0.167%。进一步的分解计算表明,样本大城市刑事犯罪率偏高,大约平均分别有26%和40%可以由大城市潜在犯罪获利机会集聚,以及犯罪被发现概率较低中得到解释。本研究直接的政策含义是,旨在改善低收入群体尤其外来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公共政策,特别是提升农民工边际产出的职业技能培训类项目,将有利于改善中国发达地区大城市的社会治理秩序,让城市更好地发挥要素集聚效益。

精神发育迟滞性侵犯和刑事犯罪特点的法学分析

目的探索精神发育迟滞不同案件的法学特点。方法对2001至2020年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的1285例精神发育迟滞案例的人口学资料、案件类型、诊断及法律能力评定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精神发育迟滞案例1285例,其中被害人案件748例(58.2%),刑事案件382例(29.7%),民事案件137例(10.7%)为主。女性中轻、中、重度精神发育迟滞的比例分别为54.4%、39.8%、3.0%,男性中轻、中、重度精神发育迟滞的比例分别为85.1%、11.9%、5.4%。男性案件的类型与精神发育迟滞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7.810,P<0.001),多以刑事案件为主;女性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6.828,P<0.001),以被害人案件为多。采用多元Logistics回归分析,已婚(相对于离异或丧偶,OR=2.799,P=0.014)、31~40岁(相对于≥41岁,OR=3.205,P=0.009)、未成年人(OR=4.070,P=0.019)、农民(OR=2.667,P=0.004)、重度精神发育迟滞(相对轻度,OR=23.255,P<0.001)是无性自我防卫能力的危险因素。结论精神发育迟滞既有受害者,也有作案者。女性以被强奸案例为主,男性以刑事犯罪作案居多,关注和防止精神残疾者被性侵犯和刑事犯罪具有重要社会意义。

城市绿化对刑事犯罪的影响——基于2012年北京市统计数据的分析

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及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分析的结果表明,北京市刑事犯罪数量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构呈现中心向外围逐级递减的规律,而城市绿化则表现为周边地区绿化率较高,中心及东南部地区绿化率相对较低。北京市刑事犯罪热点区域集中在中心地区,尤其是海淀区和朝阳区刑事犯罪数量构成显著的H-H空间集聚,而这些地区均是城市绿化的冷点区域。北京市城市绿化对刑事犯罪数量影响显著,即增加城市绿化面积会降低刑事犯罪数量。研究结果为制定犯罪预防管控政策,有效降低犯罪数量,提高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理论基础。

言论自由与刑事犯罪

根据宪法与刑法的关系,以及言论的社会价值与刑法的具体规定,可以将言论自由与刑事犯罪分为四类进行讨论:①宪法不保护且刑法所禁止的言论。损害宪法确立的宪法秩序的言论,不可能被宪法保护,而且会被刑法禁止,如煽动分裂国家的言论、煽动恐怖主义言论。②刑法不禁止且宪法所保护的言论。宪法规定言论自由的核心目的是政治性的,即公民通过发表言论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言论,批评公众人物的言论以及其他正当行使宪法权利的言论,受宪法保护,不成立刑事犯罪。③宪法不保护但刑法未禁止的言论。罪刑法定原则不仅是刑法原则,而且是宪法原则,宪法不保护的言论并不当然成立犯罪,只有当宪法不保护的言论被刑法分则类型化为构成要件时,才可能作为犯罪处理。④需要具体判断宪法是否保护及刑法是否禁止的言论。言论自由是依背景而定和有条件的,对于通常情况下可以发表的言论,需要根据个案的特殊情境判断宪法是否保护、刑法是否禁止;刑法规定了七种具体的煽动罪,但对于煽动罪的认定不能过于形式化,必须充分考虑言论自由的宪法价值,尽可能保护利益主体的诉求表达,肯定人民的"小额反抗权"。上述四类情形都存在边界问题,各类之间的界限只具有相当性。

中国省域刑事犯罪率的时空演变及机制研究

利用空间统计方法，对于1993～2008年中国省域刑事犯罪率的分布及演变进行分析，结果发现：①在空间整体分布上，高刑事犯罪率地区逐渐向沿海地区转移。②在空间关系上，刑事犯罪率的空间集聚程度不断加强，高犯罪率区域集聚在沿海地区，低犯罪率区域集聚在中部地区，形成两极分化。③就刑事犯罪率增长而言，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同时，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研究刑事犯罪率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在考虑时间和空间异质效应的条件下，流动人口与刑事犯罪率之间没有显著相关；但在与行业收入差距共同作用的情况下，流动人口与刑事犯罪率显著相关。②行业收入差距对刑事犯罪率影响显著，其稳健性极强；城乡收入差距和省域收入差距对刑事犯罪率没有影响。③空间邻近效应是影响刑事犯罪率的极重要因素，其作用程度和稳健性都比流动人口和收入差距对刑事犯罪率的影响来得更为强烈。

中国刑事犯罪60年:犯罪与社会的互动——兼论当代中国犯罪历史分期

以经济体制为背景,结合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刑事犯罪划分为"新政权建立时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新旧体制过渡时期"和"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等四个历史时期,并对不同时期的刑事犯罪进行了分时段分析。以此反映新中国成立60年来刑事犯罪与社会的互动过程,揭示犯罪峰谷波动的社会背景,总结我国刑事政策的经验教训和犯罪变化的规律。

我国刑事犯罪未成年人的结构性特征与防治对策——基于最高人民检察院2014—2019年相关数据的社会学分析

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所面临的严峻的社会问题。中国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呈现出规模较大、不完整的U型走势和低龄化趋势的自然结构特征。从社会结构特征来看,犯罪的未成年人多以初中文化程度和无业人员、农民职业为主;盗窃、抢劫、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强奸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主要形式;侵财犯罪主要集中在抢劫、抢夺的暴力手段和盗窃、诈骗非暴力两种类型;严重暴力犯罪和毒品犯罪呈下降趋势。为此,遏制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促使未成年人健康发展,就需要调整和优化惩治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政策。具体是:适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提高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水平和就业能力、引入"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和全面介入与干预有犯罪倾向的未成年人的生活、犯罪未成年人的刑期改造和刑满释放后的社会融入的全过程。

二十世纪末中国城市严重刑事犯罪的特征、原因与对策——以北京市的犯罪数据为分析起点

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中心,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犯罪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国的城市犯罪也不例外。本文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1999年第4季度审结的刑事案件裁判书为材料,力求在实证的基础上探寻我国城市严重刑事犯罪的特征、原因与对策。

民事侵权与刑事犯罪的理论对接

民事侵权与刑事犯罪之间的原始的对接交叉关系 ,为我们借鉴犯罪理论、修正民事侵权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可能。首先 ,在民法理论中用“侵权法”或“侵权责任法”替代“侵权行为法”更为合适 ,因为侵权与犯罪一样 ,都是某行为所致 ;其次 ,民事侵权责任的成立与犯罪的成立都需具备一定的条件 ,借鉴西欧大陆刑法理论认定犯罪的三步骤即构成案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的判断 ,有助于准确把握侵权责任的构成标准 ;最后 ,以教育改造为主旨的刑事制裁着重考虑的是犯罪人的主观恶性 ,而以恢复补偿为主旨的民事制裁应将责任的重心放在客观的损害程度上 ,所以 ,认定责任时不应拘泥于归责原则所反映的主观心态 ,归责原则应是一种诉讼证明的方法。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视角下的刑事犯罪记录

刑事犯罪记录是专门国家机关制作和保存的对公民犯罪和处刑信息的记录。我国在一些单行实体法中存在着对犯罪信息进行查询、了解的要求和规定,但一直欠缺程序方面的制度跟进。实践中普遍采取要求特定人员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方式来实现法律要求,这一做法既无具体法律根据,又与刑法规定的内容不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之后,可以此为程序依托进行刑事犯罪记录制度的构建。免除求职人员的证明义务,保证信息的真实可靠,完善相关制度。

城市刑事犯罪地理初探——以甘肃省为例

本文简要回顾了国内外城市犯罪地理研究近况。以甘肃省为例分析了城市刑事犯罪现象的分布特征与区间差异,用灰色系统关联度方法讨论刑事犯罪率与城市社会经济诸因素间关系、以解释犯罪现象的地理分布规律及区间差异原因。

普通刑事犯罪破坏水资源的表现形式

水是生命之源,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资源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这些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也是深刻的历史经验和生动的现实教训的总结。但是我国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事件频发,已经严重影响部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为确保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保障人民群众的用水安全,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家不仅设有专门的水资源管理和保护部门,而且运用法律手段保护水资源和防止水污染。我国刑法关于水资源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直接破坏水资源的犯罪行为予以制裁;二是对水资源负有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人员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或者滥用职权造成水资源破坏的渎职犯罪行为予以制裁,从而达到保护水资源的目的。为了让读者们对以上两方面有更明确的认识和了解,本刊特邀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的李忠诚副厅长主持近期的知识讲堂,内容主要涉及普通刑事犯罪破坏水资源的表现形式、职务犯罪破坏水资源的表现形式和惩治破坏水资源犯罪的有关问题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