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刑事程序模式

刑事程序模式选择命题实质是关乎国家如何对待公民、制度如何对待人及如何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命题。新中国刑事程序的现实模式呈现渐趋明显的人权法、控权法、程序法特征及功效,但主要仍是以控制犯罪为主导的治罪型程序,而非以控制权力为主导的控权型程序,《刑事诉讼法》仍是一部以授权控制犯罪权力为基调的“授权法”。新中国刑事程序治理观呈现了从以“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和惩罚犯罪”为内核的“旧一元论”到以“打击敌人、保护人民”为内核的“旧二元论”再到以“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为内核的“新二元论”的演进变迁,然而“新二元论”仍然会造成制度构造及其运行实践中利益博弈与价值选择的两难困境。对此,应当反思其价值性、结构性缺陷,充分认识《刑事诉讼法》的性质及其当代使命,确立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内核的“新一元论”,逐步迈向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重心、以控制犯罪与控制权力为立足点、以正当程序为主线的“一个重心、两个立足点、一根主线”的理想模式。要形成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刑事程序模式,应着重提升控制权力的功能需求,凸显对正当程序方法及原理的应用,不断优化控制犯罪与控制权力之间的最佳契合状态,实现刑事程序治理现代化。

刑事程序合法性原则论纲

刑事程序合法性原则是宪法性原则在刑事诉讼法上的直接体现。该原则经历了从形式到实质的历史演变过程 ,其宪法根基在两大法系分别为正当程序原则与法律保留原则。该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问题重重 ,需要明晰其适用范围及其例外 ,并分析与其相关的司法审查原则、比例原则的关系。

走向程序法治:中国刑事程序改革的宪政思考

刑事程序法治化是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推动宪政建设的原动力之一。由于刑事诉讼法的"涉宪性",进行刑事程序改革必然会牵涉到宪法的修正,触及到宪政体制改革。而宪政制度中法律秩序、司法制度、政治体制等宏观问题的科学性、合理性同样将影响刑事程序法治化的进程。只有理顺宪政、法治与刑事程序改革之间的关系,才能为我国刑事程序改革找到正确的方向。

中国简易刑事程序改革的初步考察与反思——以S省S县法院为主要样板

我国简易刑事程序旨在提高诉讼效率与应对案件持续增长的压力。与普通程序相比,简易刑事程序在程序耗费上相对较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在“权利型经济”与“权力型经济”的分析框架下审视我国简易刑事程序的制度与实践,权力型经济的价值目标得到相当程度的实现,但在保障被告人权利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为此,应完善被告人权利保障体系,通过略式审判进一步简化程序。

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程序改革与刑事司法职权优化配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新目标。实施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程序改革需要全面把握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标提出的时空维度,准确理解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含义和内容,深入分析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程序改革所面临的机制困境及体制难题。刑事司法职权配置优化应当成为我国当前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在调整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职权配置的同时,理顺三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司法体制及司法权运行机制的前提条件及制度基础。

我国刑事程序违法发回重审制度研究——反思与重建

我国基于刑事程序违法发回重审制度在发回重审的条件和发回重审的程序上都存在明显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处理好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及效率价值之间的关系。我国应该以兼顾程序公正、实体公正、效率三种价值的实现为指导思想,重构基于刑事程序违法的发回重审制度。

刑事程序反向运行的法律控制研究——以审判程序为视角

刑事程序反向运行是两大法系国家刑事法律中共同存在的非常态制度,具有运行上的逆向性、适用上的例外性和法定性,具有有利于发现真相和维护程序权威的积极价值,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有违程序的经济性和人道性。通过选取审判程序作为考察对象,发现审判阶段的反向程序撤回起诉和发回重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异化现象,应强化程序的司法审查、肯定当事人的诉讼参与和贯彻无罪推定。

论宪政视野中的刑事程序法治

宪政是人类政治智慧发明中最有利于保证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的价值理念,也是最有利于进行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的制度设计。从宪政视野考究刑事程序法治得知:法治、人权与宪政这些人类孜孜不倦的奋斗目标及其所蕴涵的价值与精神应当融入到刑事程序等具体的程序规范和制度设计与建构之中,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同时刑事程序法治是我国宪政建设的重要一环,体现了现代宪政文明的价值取向,只有在宪政制度与体制日趋完善的环境下,刑事程序才能真正走向法治化。

法国未成年人刑事程序法述评:制度与演进

法国未成年人刑事程序法成型于二战后,系意大利实证主义犯罪学影响的产物。与普通的程序法则相比,法国未成年刑事程序法奉行独特的原则体系和制度框架,旨在强化对未成年罪犯的教育改造、促使其尽快回归社会。但近些年来,随着未成年刑事人案件的急剧增加,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恶性案件也时而有之,法国开始弱化未成年人刑事程序的特殊性,包括增设了程序速决机制、强化了强制措施和刑罚体系。制度的演进显然已超越了某些技术细节的调整,而可能动摇长期以来以未成年人利益保护为核心的刑事程序原则和体系。

刑事程序法治的发展路径

在我国,要实现刑事程序法治,应当扭转一个诉讼观念、维系两个诉讼构造、坚持三个诉讼原则。扭转一个观念,是指扭转工具主义程序价值观,树立公权法定、权力有限、权力受制的权力观。维系两个构造,是指在刑事诉讼静态(横向)构造方面,要坚持控审分离、法官中立、控辩平等原则,维系刑事诉讼的等腰三角形或正三角形结构;在刑事诉讼动态(纵向)构造方面,要大力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维系审判相对于侦查、起诉的中心地位,确立侦查服从并服务于控诉职能的大控方格局。坚持三个原则,是指坚持程序法定、无罪推定、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原则。

论对美国刑事程序之借鉴

我国刑诉法修正案颁布后，学术界对刑事诉讼的理论研究空前活跃，这说明程序法对于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性已受到广泛而热切的关注，许多真知灼见也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程序制度。但是，在刑事诉讼理论研究中，有两个突出的现象值得注意：一是言必称美国，似乎我国刑...

职务犯罪刑事程序的体系化检视

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的职务犯罪刑事程序逐渐自成体系。立案调查程序中的管辖确定、人身强制措施、录音录像、内部监督等方面,以及审查起诉中的公诉裁量、缺席审判程序等方面的特殊规定共同构成了当前我国职务犯罪刑事程序的独特内容。体系化的职务犯罪刑事程序形成了权力集中、权利弱化和重视合作的特点,对我国近年反腐败压倒性态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这一程序也面临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失衡、公诉裁量权受限及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掣肘等问题。未来一段时间最为可行的职务犯罪刑事程序完善途径应当是以兼顾被调查人权利为出发点,着力解决监察机关地位、防止干扰办案与被调查人权利保障等问题。

从当前反恐模式看中国反恐刑事程序立法

当今国际社会的反恐实践主要存在"战争模式"和"诉讼机制治理模式"两种应对方式,中国的反恐形势严峻,通过刑事程序机制处理恐怖主义犯罪是必然选择。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实践中程序法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凸显,设立特别程序规范应对恐怖主义犯罪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总体而言,反恐刑事程序立法应当坚持趋同与差异的对立统一、务实与前瞻的有机结合、继承与创新的内在衔接、应对危机的现实压力与法治原则的理性对接。

宪法应增设几项公民的刑事程序权利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尊重和保障人权。通过宪法确认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是法治国家的标志。而公民基本权利中最重要的是涉及保障公民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权利 ,即公民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权利。参考国际人权公约和各国宪法的规定 ,我国宪法第二章应当增设无罪推定。

刑事程序中法官与鉴定人事实认知的冲突

当今时代科技与法律的关系尤为密切,在刑事诉讼中表现为具备最终事实认定权的法官日益面临着鉴定人科技知识的挑战,因而其事实认知权存在被分享的危险。对于这一问题人们关注甚少,面对该困境法官应通过如下策略对之回应:对鉴定人可靠性进行审查;加快鉴定人及其机构之间的竞争、进行适当的责任追究来保证鉴定人作出可靠的鉴定结论;通过程序处理疑难的科学鉴定。

刑事程序法律规范基本结构初探

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讨论中,人们对程序正义讨论颇多,但极少有人涉足刑事程序法律规范的基本结构问题。我们应转换一种思维方式,着力探究程序体系(包含前提性程序、主程序、保障性程序)、程序结构(由实质性要件和程序性要件组成)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以程序法律规范基本结构理论的视角审视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法律规范部分的欠缺之处,为当前再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活动注入一股新鲜气息。

效益:刑事程序之重要价值目标──论刑事诉讼的效益原则

任何法律制度的设计及应用都以实现一定的法律价值为基本点和归宿。作为刑事司法重要价值目标之一的刑事诉讼效益，其价值取向对于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及其职能的发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关系诉讼的成败，体现诉讼的生命力，因此，在刑事诉讼中确立诉讼效益原则，以最少的司法资源投入，获取最大的诉讼效益，既是市场经济对法制的迫切要求，也是历史的必然。尽管现行刑事诉讼法较好地体现了效益要求，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效益的实现度尚不很高。笔者认为，从效益至上的角度出发，设计和运用刑事诉讼程序，或者说最佳效益获得的途径应该是客观公正与节约司法资源两者的高度统一。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一系列改革的设想。

刑事程序公开论

刑事程序公开为世界各国所普遍认可并付诸司法实践。刑事程序公开 ,不仅要求规定刑事程序的法律及其实施的公开 ,同时还要求程序公开要有保障及救济机制 ,以及对程序公开的例外的严格界定。我国应当从程序规范的公开、审判公开审前程序的透明度等方面加强刑事程序的公开。

拒绝提供恐怖主义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罪正当性反思——以刑事程序权利保障为视角

从刑事程序权利保障角度而言,《刑法修正案(九)》增加的拒绝提供恐怖主义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罪对不少国家和地区承认的不得强迫自证己罪权和拒绝证言权构成了威胁。我国《刑法》中长期存在这种损害刑事程序权利的罪名,值得刑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者深刻反思。为提升我国刑事立法的科学性和正当性,刑法学研究除了需要内部反思外,亦需加强与宪法学、刑事诉讼法学以及其他部门法学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