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妇女基本权利刑事立法保护的“充分性”建构

基本权利既是主观权利,也是客观价值秩序,具有“客观功能”。国家负有对基本权利提供制度性、组织和程序保障的义务,还负有防止第三人侵害基本权利的狭义保护义务。刑事立法打击收买被拐卖妇女行为是国家履行保护义务的一种主要方式。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立法是否合理,本质上是国家是否充分履行其对妇女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刑事立法仍存在罪名设置不合理、量刑不科学等问题,不能满足基本权利保护的“禁止保护不足”要求,应当以基本权利保护为基点,基于被拐卖妇女基本权利面临的高程度受侵害风险,完善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刑事立法。

刑事立法的目的导向与体系协调——基于《刑法修正案(十二)》的分析

刑事立法的目的导向包括立法者为了实现相应目的而对刑法规范进行修正,但刑事立法目的的合理性以及立法目的实现的程度有所不同。《刑法修正案(十二)》为保护民营企业而扩大犯罪主体范围,为惩治贿赂犯罪对法定刑进行调整,将司法解释中的一些内容进行整合后纳入刑法规范。对此,为了更好地实现相应的立法目的,或者尽量避免因追求个罪规范的立法目的而损害刑法的整体性和明确性,刑事立法应当注重刑法规范体系之间的协调性。刑事立法应统筹“立改废释”工作,尤其是需要进行适当的非犯罪化;应正确认识刑事立法的象征性与实效性;应兼顾构成要件与法定刑的修改内容。随着刑法修正案的不断出台,未来的刑事立法可以在适当时机考虑刑法的再法典化。

社会公众心理影响刑事立法的具体表现与匡正路径——以十年来历次刑法修正为例进行分析

刑法作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法,在刑事立法过程中必然会受到社会公众心理与民意诉求的影响。自《刑法修正案(八)》以来,刑法修正越发注重对国民欲求的回应,社会公众心理与刑事立法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二者的频繁互动在促进刑法罪名体系与刑罚配置日益完善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刑法典自身的稳定性与体系性,并导致了过度的犯罪圈扩张与忽视刑法以外的社会治理手段的运用。为此,应当通过坚守刑法的谦抑性、协调性以及加强附属刑法与综合性社会治理手段的运用,在回应社会公众诉求与坚守刑法自身理性之间寻求一份微妙的平衡,实现社会公众心理与刑事立法的良性互动,完成从有法可依到科学立法、从法律之治到良法善治的路径转换。

论中国刑事立法同苏俄、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关系

由于相同的意识形态等原因,苏联时期的立法对新中国的立法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中国刑事立法同苏俄、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刑事立法基本上参照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并突出表现在刑事立法的阶级属性上。新中国成立后,刑事立法仍然大量参照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俄刑事立法的新成果并没有被借鉴到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中。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刑事立法与中国刑事立法已经在刑法原则、犯罪论及刑罚体系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反映当今俄罗斯市场经济需求的刑事立法可以、而且也应当对中国的刑事立法起到借鉴作用。同时,俄罗斯对刑法典进行适时地多次补充与修订也是值得中国刑事立法关注的。

中国垄断行为刑事立法完善对策研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垄断行为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缺乏作为准用标准的刑法规范,垄断犯罪缺乏用以归类的罪名以及具体承担责任的方式。追究垄断犯罪刑事责任,必须完善刑事立法。通过对垄断行为刑罚可罚性和垄断行为刑事责任承担等实质角度的分析,垄断行为入罪具有合理性。而要做到科学立法,则必须考虑现实中存在的困境,提出相应解决对策。

刑事立法活性化:现象阐述、理论证立与展开路径

刑事立法活性化是当下各国刑事立法的重要趋势之一,这种趋势以犯罪化、处罚重刑化、处罚早期化为特征并在德、日等国家取得重要进展,我国晚近以大量刑法修正的方式对此趋势进行了回应。活性化趋势有其理论正当性,因为其并不违反刑法的谦抑性,不会消解法益的概念,也不会不合理地限制公民自由。未来中国的刑事立法应继续对某些法益合理地实行早期化保护,同时要限制重刑化,以确保这一趋势在中国继续顺利展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的相关问题探析

我国的刑事政策从过去的“宽大”“严打”至今天的宽严相济,体现出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律化”在发展中的阶段。依法治国是我们国家治国的基本方略,与之相对应的是刑事政策的刑法化有利于刑事政策更好的发挥作用,同时也是防范刑事政策失范的必要手段。我们通常将刑事政策作为对刑事立法或者刑事司法的导向,事实上刑事政策的自身应该体现在刑事立法之中并对其加以规定。

专属经济区刑事立法管辖权制度及其完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概括性赋权沿海国对本国专属经济区发生的特定犯罪施以管辖。我国现行立法通过厘定“刑事管辖权空间范围”、刻画“罪状”、设置“罚则”等技术手段对此权力予以规定。囿于立法疏漏及滞后,现行规定已无法满足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海洋法治建设全面推进之诉求。对此,我国专属经济区刑事立法管辖权制度亟待在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前提下,选择采取“统一刑法规制为主、附属刑法规制为辅立法模式”,“扩展刑事管辖权空间范围和事项范畴”,“相对精细刻画罪状和较具体设定罚则”等举措予以立法完善。

刑事政策视角下中国毒品犯罪刑事立法的反思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我国对毒品犯罪一直采取高压的打击态势,但毒品的数量、吸毒贩毒人员、毒品犯罪衍生出的社会问题不降反升。自我国确立“严刑禁毒”的刑事政策以来,刑事立法对毒品犯罪先后设置了死刑、量刑时对毒品的含量设置没有明确下限、毒品犯罪的既遂或者未遂形态过于泛化。这一立法模式更是难以应对当下复杂多变的毒品犯罪态势,不论是刑法解释还是补充立法,都有损刑法典的明确性、稳定性、体系性。

刑事立法脉络新观察

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对1979年刑法进行了大规模修订。修订后的刑法,通称“新刑法”“九七刑法”或“97刑法”,于当年10月1日正式施行。新刑法在很多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将条文总数增加到了452条,明确了罪刑法定原则,准确把握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了限制死刑的立法思路,形成了科学的罪名体系等。

刍议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的完善

洗钱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和收益,扰乱金融管理秩序,破坏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是多种犯罪滋生的温床,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从无到有,逐步完善的历程,纵观当今世界反洗钱刑事立法,来观察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的现状,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中还存在的缺陷,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有必要进行完善。加速促进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与国际立法接轨,构建反洗钱刑事立法体系为现实目标,以期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指导司法对洗钱犯罪进行更为有效的打击。

我国基金犯罪的刑事立法分析

就基金犯罪的具体刑事立法政策而言,总体上应该采取严而不厉、轻重得当、具体明确、及时应对的政策思想。我国基金犯罪立法宜采用刑法典与附属刑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从法律严谨性要求看,部分基金犯罪的罪状和刑罚设置仍存在着不足之处,有必要加以完善。

“虐童行为”刑事立法完善之构想

由于我国刑法中虐待罪的犯罪主体仅限于家庭成员,所以对于家庭成员外主体的虐童行为存在法律上的空白。实践中,公安机关通常以侮辱罪、故意伤害罪或寻衅滋事罪等"替代罪名"予以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但这些"替代罪名"都难以将家庭成员外主体虐待儿童行为准确归罪。因此,应该完善刑事立法,单列"虐待儿童罪",以保障儿童的合法权利。

诬告陷害罪的刑事立法完善与展望

新刑法典对诬告陷害罪作了重大完善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 ,仍存在以下不足 :(一 )表述不规范 ;(二 )犯罪主体范围欠全面 ;(三 )对该罪的法律规定有遗漏。因而 ,应当进一步设置刑法典中的相关法条 ,以提高刑事立法质量 ,完备我国刑事法制。

刑事立法语言之技术特点

刑事立法语言具有立法语言的一般共性 ,要求准确、明确、通俗、简约、庄重及严谨。但刑事立法语言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 ,其区别于其它立法语言的技术特点是 :第一 ,刑事立法语言突出表现罪刑关系 ;第二 ,刑事立法语言以明确性为主 ,兼顾弹力性 ;第三 ,刑法用语的专门性、专业性 ;最后 ,刑事立法语言中句式的特定性。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立法

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典中不只是一项保护人权的基本原则 ,从立法的角度看 ,更应该将它视为刑事立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并不仅仅限于被写入刑法典 ,它需要刑事法律规范一以贯之 ,否则罪刑法定原则则将徒具形式上的意义。从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立法的要求看 ,其消极要求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一国的法治状况。对刑事立法的要求并不高 ,我国刑法已实现其消极方面的要求。其积极要求的实现的程度如何直接取决于一国的刑事立法水平。积极要求在我国的实现程度还比较低 ,原因在于我国的刑事立法水平还比较低。真正实现罪刑法定原则 ,一方面需要不断提高刑事立法水平 ;

适应市场经济 完善刑事立法

适应市场经济完善刑事立法赵秉志肖中华刑法作为国家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和规范市场经济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修改我国刑法已是摆在立法机关和刑法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迫切的任务。本文拟就市场经济体制下刑法完善的几个宏观问题作一探...

关于打击性骚扰行为的刑事立法思考

性骚扰直接和间接的危害对受害者造成了严重损害。这一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并纷纷立法予以打击。1985 年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内罗毕战略》把“使青年妇女不受性骚扰”列为主要目标之一。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性骚扰在我国迅速蔓延,严重侵害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其社会危害性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如何打击性骚扰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性骚扰行为侵犯的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这四个方面所具有的特征而言,立法以打击性骚扰是必要、可行的,这一做法已被各国所普遍认同并付诸实践。而进行刑事立法,以国家强制力打击性骚扰则是这一立法体系的核心内容。

从刑事立法对“见危不救罪”的再思考

在刑法中增设"见危不救罪"是否可行,本质上属于刑事立法范畴。由于见危不救概念与内涵的复杂性,所以在立法上宜区别对待。而刑事立法又受诸多因素制约,从而对"见危不救罪"的思考远未结束,新的思想与内容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得以呈现。

论沿海国对外国船舶污染的刑事立法管辖权——兼论我国对外国船舶污染的刑事立法规制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沿海国在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内对外国船舶污染的刑事立法管辖权,同时又对沿海国管辖权的行使做出了诸多限制。沿海国对外国船舶污染刑事立法管辖权的行使,必须严格遵守《公约》的限制性规定。与《公约》的有关规定相比,我国对外国船舶污染的刑事立法规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作为公约的缔约国和签字国,我们理当积极依照《公约》的规定,结合我国管辖海域内外国船舶污染的现状,完善对外国船舶污染的刑事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