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典化时代的刑事立法理念、模式选择与发展方向

固守传统观点,反对增设新罪和轻罪的消极刑法观的刑事立法理念不具有科学合理性。折中刑法观的刑事立法理念不过是消极刑法观的另一种表述,也不完全可取。根据已经变化的社会现实,适时增设新罪和轻罪的积极刑法观的刑事立法理念较具合理性。我国现行刑法本来就是实质意义上的刑法典,不存在所谓法典化、再法典化、解法典化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在于,是继续沿用现在的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还是跟其他国家一样采用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和规定有构成要件与法定刑的附属刑法在内的多元立法模式。为了既保持刑法典的稳定性,又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我国应改采多元立法模式。在此基础上,考虑到我国“宜粗不宜细”的刑法分则研究现状、原有统一刑法典模式不会被轻易改变、采用原有方式修订统一刑法典的状态亦不会被轻易改变等现实情况,将来无论小修还是大修刑法典,都应坚持类型性、有效性、目的性、明确性、比例性、平等性、互动性和国际性的修订规则,这亦是未来刑事立法的发展方向。

我国妇女基本权利刑事立法保护的“充分性”建构

基本权利既是主观权利,也是客观价值秩序,具有“客观功能”。国家负有对基本权利提供制度性、组织和程序保障的义务,还负有防止第三人侵害基本权利的狭义保护义务。刑事立法打击收买被拐卖妇女行为是国家履行保护义务的一种主要方式。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立法是否合理,本质上是国家是否充分履行其对妇女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刑事立法仍存在罪名设置不合理、量刑不科学等问题,不能满足基本权利保护的“禁止保护不足”要求,应当以基本权利保护为基点,基于被拐卖妇女基本权利面临的高程度受侵害风险,完善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刑事立法。

刑事立法的目的导向与体系协调——基于《刑法修正案(十二)》的分析

刑事立法的目的导向包括立法者为了实现相应目的而对刑法规范进行修正,但刑事立法目的的合理性以及立法目的实现的程度有所不同。《刑法修正案(十二)》为保护民营企业而扩大犯罪主体范围,为惩治贿赂犯罪对法定刑进行调整,将司法解释中的一些内容进行整合后纳入刑法规范。对此,为了更好地实现相应的立法目的,或者尽量避免因追求个罪规范的立法目的而损害刑法的整体性和明确性,刑事立法应当注重刑法规范体系之间的协调性。刑事立法应统筹“立改废释”工作,尤其是需要进行适当的非犯罪化;应正确认识刑事立法的象征性与实效性;应兼顾构成要件与法定刑的修改内容。随着刑法修正案的不断出台,未来的刑事立法可以在适当时机考虑刑法的再法典化。

社会公众心理影响刑事立法的具体表现与匡正路径——以十年来历次刑法修正为例进行分析

刑法作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法,在刑事立法过程中必然会受到社会公众心理与民意诉求的影响。自《刑法修正案(八)》以来,刑法修正越发注重对国民欲求的回应,社会公众心理与刑事立法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二者的频繁互动在促进刑法罪名体系与刑罚配置日益完善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刑法典自身的稳定性与体系性,并导致了过度的犯罪圈扩张与忽视刑法以外的社会治理手段的运用。为此,应当通过坚守刑法的谦抑性、协调性以及加强附属刑法与综合性社会治理手段的运用,在回应社会公众诉求与坚守刑法自身理性之间寻求一份微妙的平衡,实现社会公众心理与刑事立法的良性互动,完成从有法可依到科学立法、从法律之治到良法善治的路径转换。

刑事立法活性化:现象阐述、理论证立与展开路径

刑事立法活性化是当下各国刑事立法的重要趋势之一,这种趋势以犯罪化、处罚重刑化、处罚早期化为特征并在德、日等国家取得重要进展,我国晚近以大量刑法修正的方式对此趋势进行了回应。活性化趋势有其理论正当性,因为其并不违反刑法的谦抑性,不会消解法益的概念,也不会不合理地限制公民自由。未来中国的刑事立法应继续对某些法益合理地实行早期化保护,同时要限制重刑化,以确保这一趋势在中国继续顺利展开。

中国垄断行为刑事立法完善对策研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垄断行为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缺乏作为准用标准的刑法规范,垄断犯罪缺乏用以归类的罪名以及具体承担责任的方式。追究垄断犯罪刑事责任,必须完善刑事立法。通过对垄断行为刑罚可罚性和垄断行为刑事责任承担等实质角度的分析,垄断行为入罪具有合理性。而要做到科学立法,则必须考虑现实中存在的困境,提出相应解决对策。

专属经济区刑事立法管辖权制度及其完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概括性赋权沿海国对本国专属经济区发生的特定犯罪施以管辖。我国现行立法通过厘定“刑事管辖权空间范围”、刻画“罪状”、设置“罚则”等技术手段对此权力予以规定。囿于立法疏漏及滞后,现行规定已无法满足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海洋法治建设全面推进之诉求。对此,我国专属经济区刑事立法管辖权制度亟待在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前提下,选择采取“统一刑法规制为主、附属刑法规制为辅立法模式”,“扩展刑事管辖权空间范围和事项范畴”,“相对精细刻画罪状和较具体设定罚则”等举措予以立法完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的相关问题探析

我国的刑事政策从过去的“宽大”“严打”至今天的宽严相济,体现出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律化”在发展中的阶段。依法治国是我们国家治国的基本方略,与之相对应的是刑事政策的刑法化有利于刑事政策更好的发挥作用,同时也是防范刑事政策失范的必要手段。我们通常将刑事政策作为对刑事立法或者刑事司法的导向,事实上刑事政策的自身应该体现在刑事立法之中并对其加以规定。

刑事政策视角下中国毒品犯罪刑事立法的反思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我国对毒品犯罪一直采取高压的打击态势,但毒品的数量、吸毒贩毒人员、毒品犯罪衍生出的社会问题不降反升。自我国确立“严刑禁毒”的刑事政策以来,刑事立法对毒品犯罪先后设置了死刑、量刑时对毒品的含量设置没有明确下限、毒品犯罪的既遂或者未遂形态过于泛化。这一立法模式更是难以应对当下复杂多变的毒品犯罪态势,不论是刑法解释还是补充立法,都有损刑法典的明确性、稳定性、体系性。

刑事立法脉络新观察

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对1979年刑法进行了大规模修订。修订后的刑法,通称“新刑法”“九七刑法”或“97刑法”,于当年10月1日正式施行。新刑法在很多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将条文总数增加到了452条,明确了罪刑法定原则,准确把握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了限制死刑的立法思路,形成了科学的罪名体系等。

生态环境法典视域下环境刑事责任的实现

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经历了从分散立法到统一立法的历史变迁,恢复性司法理念在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得到深入贯彻。环境刑事立法模式存在单一法典论与分散立法论之争,症结在于法典化与解法典化的二律背反,应以功能主义的进路应对。基于外部功效和内部功能的考量,环境刑事立法应在总体上延续统一刑法典模式,但不宜在刑法典中规定生态修复责任。为了适应环境刑事司法的发展,考虑到生态修复责任是环境法所特有的责任形式,应在生态环境法典中的刑事责任转致条款中规定生态修复责任,在刑事责任体系中的性质应界定为非刑罚处罚措施。

企业合规刑法立法的反思与转进

作为新型企业犯罪治理模式,刑事合规创造性地提出了合作共治的新理念。应当说,刑事合规的勃兴与责任主体统一性的苛求和犯意考察上的宽松紧密相关。我国单位犯罪在归责逻辑、罪过要求以及量刑机制等方面与国外存在明显的差异,故刑事合规的引入需要清除这些理论分歧。从刑事立法的角度而言:其一,修改单位犯罪,将特定成员刑事责任推定为单位责任;其二,将是否制定合规计划作为量刑的考察因素;其三,增设单位缓刑和职业禁止。

刑事立法语言之技术特点

刑事立法语言具有立法语言的一般共性 ,要求准确、明确、通俗、简约、庄重及严谨。但刑事立法语言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 ,其区别于其它立法语言的技术特点是 :第一 ,刑事立法语言突出表现罪刑关系 ;第二 ,刑事立法语言以明确性为主 ,兼顾弹力性 ;第三 ,刑法用语的专门性、专业性 ;最后 ,刑事立法语言中句式的特定性。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立法

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典中不只是一项保护人权的基本原则 ,从立法的角度看 ,更应该将它视为刑事立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并不仅仅限于被写入刑法典 ,它需要刑事法律规范一以贯之 ,否则罪刑法定原则则将徒具形式上的意义。从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立法的要求看 ,其消极要求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一国的法治状况。对刑事立法的要求并不高 ,我国刑法已实现其消极方面的要求。其积极要求的实现的程度如何直接取决于一国的刑事立法水平。积极要求在我国的实现程度还比较低 ,原因在于我国的刑事立法水平还比较低。真正实现罪刑法定原则 ,一方面需要不断提高刑事立法水平 ;

适应市场经济 完善刑事立法

适应市场经济完善刑事立法赵秉志肖中华刑法作为国家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和规范市场经济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修改我国刑法已是摆在立法机关和刑法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迫切的任务。本文拟就市场经济体制下刑法完善的几个宏观问题作一探...

关于打击性骚扰行为的刑事立法思考

性骚扰直接和间接的危害对受害者造成了严重损害。这一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并纷纷立法予以打击。1985 年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内罗毕战略》把“使青年妇女不受性骚扰”列为主要目标之一。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性骚扰在我国迅速蔓延,严重侵害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其社会危害性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如何打击性骚扰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性骚扰行为侵犯的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这四个方面所具有的特征而言,立法以打击性骚扰是必要、可行的,这一做法已被各国所普遍认同并付诸实践。而进行刑事立法,以国家强制力打击性骚扰则是这一立法体系的核心内容。

从刑事立法对“见危不救罪”的再思考

在刑法中增设"见危不救罪"是否可行,本质上属于刑事立法范畴。由于见危不救概念与内涵的复杂性,所以在立法上宜区别对待。而刑事立法又受诸多因素制约,从而对"见危不救罪"的思考远未结束,新的思想与内容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得以呈现。

论沿海国对外国船舶污染的刑事立法管辖权——兼论我国对外国船舶污染的刑事立法规制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沿海国在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内对外国船舶污染的刑事立法管辖权,同时又对沿海国管辖权的行使做出了诸多限制。沿海国对外国船舶污染刑事立法管辖权的行使,必须严格遵守《公约》的限制性规定。与《公约》的有关规定相比,我国对外国船舶污染的刑事立法规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作为公约的缔约国和签字国,我们理当积极依照《公约》的规定,结合我国管辖海域内外国船舶污染的现状,完善对外国船舶污染的刑事立法。

恐怖活动犯罪刑事立法评析——以《刑法修正案(九)》为重点的思考

晚近以来,国际反恐公约以及各国反恐刑事立法在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范围方面呈现出三个重要的趋势:一是由实行犯扩大到非实行犯;二是从作为犯扩大到不作为犯;三是从实害犯扩大到危险犯。在《刑法修正案(九)》通过之前,与国外反恐刑事立法相比,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专门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名屈指可数,恐怖活动犯罪的法网不够严密,对涉及恐怖活动犯罪行为的罪名和法定刑设置存在疏漏。《刑法修正案(九)》贯彻了"严密防范"的反恐刑事政策,这具体表现为刑事法网的严密化。《刑法修正案(九)》也坚持对恐怖活动犯罪采取"严厉惩治"的态度,这具体表现为对恐怖活动犯罪配置了财产刑。然而,在此次立法修改中也存在概念界定不清、过度犯罪化、罪名增设疏漏、刑罚配置不合理等缺陷,因而,对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立法应予以进一步完善。

有关环境犯罪刑事立法几个问题的思考

当前 ,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中还没有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 ,也没有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这是一个重大缺陷。为了有效地保护我国环境 ,做到防患于未然 ,有效遏制不断增长的各种环境犯罪 ,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应该规定危险犯 ,并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国家能否作为环境犯罪的主体 ,目前尚无定论。本文认为 ,国家可以成为国际环境犯罪的主体 ,这是国际法发展的趋势。确认这一点将大大有利于防止国际环境领域犯罪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