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新常态下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需要注意修改条文和刑法原则的一致性以及新罪名的及时确定性。在贪污受贿罪数额和情节并重模式中要考虑情节犯理论影响下的四大因素。加大惩处行贿罪的同时要避免在受贿罪从宽情节方面对刑法总则的违反,建议去掉减少损害后果这一法定从宽情节;行贿罪需要参照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设立数额标准,但不应舍弃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方面要件。我国应在立法上将贿赂犯罪标的范围从财物扩展到财产性利益,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刑法修正案本身的反思则不应局限于如何组合现有的修改方式,而应放眼整个刑事法领域的维度,推行经济犯罪(刑事)立法一体化的研究和落实。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变化因素与立法反思——以TPP协议的通过为线索

TPP协议通过扩大知识产权领域的刑法保护范围,缩减犯罪构成要件,增加行为类型,明确适用情形,丰富处理程序,总体抬高了国际领域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力度。国际条约、前置性法律和知识产权具体犯罪形成循环影响的变量因素,在著作权、商标和专利等领域促使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不断更新。由此引发对知识产权刑事立法模式的思考,并尝试从古今、中外、理论、实践之角度初步探讨知识产权刑事立法一体化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