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认罪案件快速处理制度的构建——兼论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亮点与完善

认罪案件快速处理制度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认罪激励机制的设置问题,包括激励的类型及激励的确定方式;二是符合要求认罪案件的区分问题,包括认罪行为的判断及认罪行为的审查;三是案件快速处理的程序构建问题,包括不同诉讼阶段的不同快速处理程序。我国此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构建了相对完整的认罪案件快速处理制度、设置了多元化的认罪激励机制、梳理了处理认罪认罚案件的快速程序,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还需要在明确量刑减让标准、引入认罪协商机制、建立单独刑事答辩程序等方面继续完善。

西班牙“阶梯型”认罪认罚从宽模式及借鉴

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欧陆诸国便开始借鉴美国的辩诉交易理念,以应对案件剧增、法庭堵塞的挑战。1988年,西班牙在实务探索的基础上创设了刑事认罪答辩制度,并在2002年进行了完善及扩展,由此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阶梯型”认罪认罚从宽模式。西班牙主流学说将刑事认罪答辩归为“公诉便宜原则”的体现,并区分普通的刑事认罪答辩和减少刑罚的刑事认罪答辩。西班牙认罪答辩制度的“阶梯”模式、双保障制、禁止上诉等制度值得中国适度借鉴。

认罪认罚从宽的类型化与制度体系的再梳理

"认罪认罚"在实体法、程序法、证据法及恢复性司法等不同的论域中具有不同的理论意涵,具体而言,可区分为四种不同类型的认罪认罚从宽,分别为:刑事实体法层面的认罪答辩、程序简约化层面的认罪答辩、作为证据补强的认罪答辩以及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刑事和解。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事实上将"认罪"作为程序繁简分流的唯一关键要素,而未区分程序面向的认罪认罚从宽和实体面向的认罪认罚从宽。这导致立法、理论与实践出现了不同维度的混同。实践表明,程序面向的认罪认罚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实体面向的认罪认罚作为程序机制意义不大,协商性司法是重要的繁简分流程序机制,但并非唯一,可考虑设立更多类型的特殊程序,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