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区治理的非司法叙事:刑事纠纷与宗教习俗

我国藏区刑事纠纷的治理,不仅有诉讼司法的方式与途径,而且还有非司法的路径与叙事。这种非司法的路径,主要体现为包括发灯誓和活佛调解在内的藏族和解习俗。发灯誓体现了藏区社会治理的宗教维度;而活佛调解则体现了藏区社会治理的程序理性。对藏族这种和解性宗教习俗的社会治理及理论阐释发现,软法而治、非司法治理以及治理的公共性构成藏族和解习俗社会治理的重要特性,它们成为中国藏区治理的非司法独特叙事。

当代侗族地区刑事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当代侗族社会刑事纠纷解决机制以一种既有别于传统侗族社会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又有别于汉族地区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方式存在着、作用着,这一机制使得人们的普通纠纷有了解决方式的选择,其不利的一面在于多种解决机制的滥用及机制间的冲突。当冲突发生时需要在多种规范中选择与放弃,并应本着恢复最大化的原则,避免原先的侵害人经处罚后变成受害人,进而导致社会和个人状态再次遭到破坏。

《民法典》引入民间法解决刑事纠纷的调适功能研究

《民法典》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是民事主体从事一切民事活动的根本底线,是国家法立法和司法的重要原则。把民间法引入刑事司法审判活动,是推进实施《民法典》的现实需要。在《民法典》与民间法解决刑事纠纷的调适原则方面,凸显了核心价值观调适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指导原则,民间法在刑事司法适用中的价值原则,《民法典》在刑事纠纷解决中的调适原则,坚持刑事审判中信息公开公正的原则。在《民法典》与民间法解决刑事纠纷的调适功能方面,彰显了《民法典》与民间刑事习惯法具有适用的契合性,强调把民间法引入刑事审判实践是一种有效机制,注重在司法裁判中坚持"德主刑辅"的法治理念,倡导民族地区立法和基层法院主动适用民间法。在解决刑事纠纷的现实路径方面,强调发挥公序良俗对刑事司法的调节补充作用,重构大数据背景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司法体制,重视法典化背景下司法实践对利益衡量的适用,主张探寻建立刑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现实途径。

迈向刑事纠纷解决的刑事治理之路

刑法任务的阶级色彩逐渐淡化,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的刑法任务则显得政治色彩浓重、工具主义明显、口号宣传性过强。刑事纠纷解决是当代刑事法治的终极诉求,具有刑事政策、(刑事)诉讼目的和被害人地位等正当性基础。刑法任务应以社会公共治理为依托,并迈向刑事纠纷解决的刑事治理之路。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刑事纠纷解决——以刑事和解制度为切入点

社会管理创新注重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结构性地化解社会矛盾和实现社会和谐。刑事法律在法治社会的纠纷化解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与社会管理创新融为一体,互为命题。对刑法理念、刑罚观、秩序正义、罪刑法定原则、社会治理理念的理性诠释,有助于发挥刑事法律的"维稳"功能。刑事法律主要通过刑法理念的指引功能、刑事实体法的行为规范功能、刑事程序法的纠纷解决功能三个途径来达到矫正犯罪人,补偿被害人,修复社会创伤的目的。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和解制度能集中体现上述社会效果,实现恢复性司法正义。在此基础上,刑事和解制度的内容还需要进一步扩充。

构建西藏化解刑事纠纷的第一道防线——刑事和解制度的变通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背景下,西藏地区刑事纠纷——作为社会矛盾最激烈的表现形式,呈现出新动态、新规律。而传统的用藏族习惯法解决刑事纠纷这一巨大的历史惯性,与国家《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存在不可回避的冲突和矛盾。将国家法中的刑事和解制度引入西藏刑事司法中,规范和引导藏族习惯法中"民间调解、经济赔偿解决刑事纠纷"的做法,建立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对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解,减少社会对抗,促进西藏长治久安建设有重大意义。

刑事纠纷解决机制视域下城市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以大连市为分析样本

通过对2013年以来大连市刑事案件判决的分析,发现大连市在刑事纠纷解决机制上是以诉讼为主导,刑事和解与调解为补充的“一体二元”式的刑事纠纷解决模式,同时存在着刑事和解与调解适用率低等问题。认为刑事纠纷的妥善解决是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涵,让受害人及时得到救济、使社会关系得到修复,是城市社会治理重要的价值之维。刑事纠纷解决机制作为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晴雨表,有助于检视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从兴功惧暴到定分止争——关于甘孜藏区刑事纠纷解决模式的思考

兴功惧暴和定分止争分别体现了法的阶级统治作用和执行公共事务的作用。刑事司法中,传统的刑事司法模式侧重于兴功惧暴,现代的刑事和解模式侧重于定分止争。在解决刑事纠纷时,应当处理好兴功惧暴与定分止争的关系,甘孜藏区的合作模式将法律、政策、习惯等因素有效地结合,更能充分发挥法的定分止争的作用,有利于实现兴功惧暴与定分止争的契合。

刑事纠纷:一个概念的解析

刑事纠纷是指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由于利益、情感等方面的原因并通过犯罪这一特殊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协调的关系。刑事纠纷与民事纠纷相比具有外延闭合性、解决的严格规范性和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处于隐性状态等特征。刑事纠纷不同于犯罪、刑事案件和刑事诉讼,但又有密切联系。刑事纠纷可以按照关系的不同属性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提出刑事纠纷这一概念有助于促使人们关注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不协调关系,并能为反思传统刑事司法制度提供新的视角。

纠纷解决观在刑事司法中的引入

解决纠纷是司法制度的原初和首要功能。纠纷解决观是一种以承认纠纷的客观存在和不可回避为前提,将解决纠纷视为重要任务以防范纠纷可能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的观念。纠纷解决观尚未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确立,其在刑事司法中的引入具有多方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纠纷解决观的引入与刑事诉讼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的目的并不矛盾。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应在纠纷解决观的指导下进行相应的完善。

解决刑事纠纷的双重方案:基于模型建构的分析

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不同。刑事司法制度如果只关注刑事案件的处理而忽视刑事纠纷的解决那么将产生许多负面影响。刑事司法制度应以解决刑事纠纷为导向进行相应的调整。运用以主体和主体间的关系为基本要素建构模型的方法,可以直观地呈现当前司法实践中处理刑事纠纷方式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理想的模型。解决刑事纠纷的理想模型包括当事人合意主导型和国家决定主导型两种。从抽象的两种理想模型出发,将其中的关系要素转换为具体的制度并将其与刑事诉讼程序相衔接,可以确立解决刑事纠纷的双重方案。回归当事人合意主导型这一理论模型原点,还能发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和解程序在实践中存在问题的症结。

现代刑事纠纷解决的理念基础

刑事纠纷的存在会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冲击社会秩序,国家刑事司法制度对解决刑事纠纷责无旁贷。国家刑事司法制度以解决刑事纠纷为导向进行相应的完善需要观念先行,建立在相应的理念基础上。现代刑事纠纷解决的理念基础包括"个人·社会·国家"三位一体的刑事法本位观、法律实用主义对法律形式主义的矫正、刑事法功能由统治向治理的转化三个方面。

刑事纠纷多元解决的根据与路径

刑事纠纷多元解决的本质是社会关系修复基础上的程序分流,根本在于通过多元化的方式实现行为人所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确证法规范的有效性,标准是刑事责任已经被实现。在有具体被害人的犯罪案件中,刑事责任实现与否的判断标准是被害人利益修复、法规范有效性确证的程度;在无具体被害人的犯罪案件中,刑事责任实现与否的判断标准是社会秩序修复、法规范有效性确证的程度。从路径方面看,刑事纠纷多元解决的路径,关涉观念、原则和制度三个层面的内容。

民事纠纷刑事化的根源及对策

民事纠纷刑事化危害严重,它不仅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阻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严重损害政府威信和司法的公信力。利益驱动、地方保护主义和司法程序瑕疵等是民事纠纷刑事化的主要根源。因此,提高执法人员素质、严惩此类案件、完善司法程序和转变地方政府管理者管理理念等可以有效减少民事纠纷刑事化。

台湾刑事医疗纠纷之课题与出路

当前台湾的刑事医疗纠纷具有以刑逼民、低定罪率、任意鉴定等特色。为防止医患关系的紧张以及防卫性医疗,应规定医师只承担"重大过失"的刑事责任。刑事医疗鉴定人在过失认定当中扮演的是法院辅助者的角色,该角色可替代、能拒却且有资格的限制。由于医疗知识的不确定、鉴定结果可能有误、法官可以自由心证、跨行知识的困难、鉴定作业的疑虑等因,刑事医疗鉴定面临着被质疑证据有问题、不被法官采纳的困境。对于困境的解除,需从医师说明义务的落实、立法上采重大过失、证据法则的妥善运用、制度上采取专家参审制、开设司法医学课程、改定鉴定作业等方面入手,以应对医疗日益增多的局面。

关于行政调解的几个问题

行政调解作为行政司法的一种调解制度,在处理行政纠纷和民事纠纷及经济纠纷方面,越来越显露出重要作用,被国家各级行政机关所重视。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改革开放的今天,有必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种制度。本文试就行政调解中有关几个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行政调解的概念和性质 什么是行政调解?理论界提法颇多,观点各异。目前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三种:一是认为“行政调解是国家行政机关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第二种认为“行政调解是指行政机关主持的,以国家政策法律为依据,以自愿为原则,通过说服教育的方法促使双方当事人友好协商,互让互谅,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诉讼外调解活动。”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调解是行政司法的一种,指行政机关,依法调解纠纷的行政行为。”

依法治国的要义:程序法治化

[主持人语]人治的特点在于恣意擅断,法治的要义在于依规则而行。法治语境下所强调的依规则而行即依法办事,主要是指按照立法上所设定的程序性规则和实体性规则,乃至根据法治的精神进行治国理政。＂奉法者强则国强,法治兴则国兴＂。＂建设法治国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1。法治国家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对此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思考、研究。

气象档案巧断交通案

加拿大一座横跨运河的大桥曾发生数辆拖车和汽车相撞的大车祸。此案众说纷纭,各执其词,致使官司打得火热。但是法庭气候学家默夫多克提供的气象档案指出:车祸发生那天,由于气温关系,桥下空气正好达到形成雾云的程度。这时,一辆载重卡车经过大桥时所产生的涡流。

律师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支骨干力量

律师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关系怎样?这是今年3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公布后,人们经常在思考和议论的一个新问题。正确地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对于提高律师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自觉性,更好地动员和组织律师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医疗纠纷的刑事解决机制

目前我国医疗纠纷愈演愈烈,连续出现杀医事件,根本原因是缺乏纠纷的刑事解决机制。刑事医疗过失是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刑事解决医疗纠纷是在公平认定医务人员的刑事责任的基础上解决纠纷。建立医疗纠纷的刑事解决机制,患者可以选择民事或刑事途径之一解决纠纷,但刑事判决不附带民事赔偿。在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责任厘清后,法律既要惩罚严重不负责任的医务人员,更要惩罚无理取闹和滥杀无辜者,这是一种长效的医疗纠纷法律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