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纳与互动:大众舆论和刑事裁量

近年来,公众要求司法机关刑事裁量时要更多地关注公众舆论的声音。大众主流舆论不仅体现了公众对司法个案处置的评价与期待,更蕴含着公众复杂的社会愿望和社会诉求。表达判意已成为公众参与政治、参与社会管理,实施对刑罚裁量社会监督的一种形式。要避免刑事裁量的自我封闭,而更应该是一场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的理性对话。在不断的对话中,探索并考察刑事裁量本身的目标与社会价值,并建立达到这一目标的互动机制。

人工智能视野下刑事速裁案件快速审理研究——以3260份判决书为样本分析

刑事速裁程序目前并未发挥出简案快审的立法本意。一方面,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在不断激化;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具有数据量越大,机器学习能力越强,得出参考结果亦越准确的天然技术优势,最终让人工智能运用到刑事裁判中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时,当事人隐私保护与审判数据信息安全面临挑战,以及受将人类自然语言提取为裁判要素的技术瓶颈限制,人工智能技术还无法运用到所有刑事案件中。刑事速裁案件相对简单、罪名固定,在防范当事人隐私泄露、保障司法稳定与安全的基础上,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刑事文书送达电子化、案件审理网络化、文书生成自动化、卷宗生成及归档自动化,达成刑事速裁程序简案快审的立法本意。

刑事速裁程序积极适用要件问题研究

2018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刑事速裁程序,但其积极适用要件广受诟病,存在刑期条件缺乏证明标准、案件证明标准过高、“认罚”要件内涵范围过大等问题。因此亟须从多方面完善刑事速裁程序积极适用要件,以健全该程序的适用范围。首先,以主客观相结合的判断规则来合理确定刑期证明标准;其次,构建案件分层区分证明标准与速裁程序证据指引制度;最后,厘清“认罚”要件内涵以扭转程序功能缺位不良趋势。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刑事速裁程序的本土化发展研究

在推进轻罪治理体系现代化背景下,刑事速裁程序能够提升诉讼效率、缓解办案压力、保障被追诉人权利,但其本土化发展方向与完善路径还有待明确。基于对两大法系刑事速裁程序的比较,我国刑事速裁程序在发展方向上需保持现有开庭审理模式,应追求公正与效率的动态价值平衡,并立足实现实体真实与案件分流的功能定位。在具体路径上,需关注审前阶段的权利保障及程序速率,重视庭审阶段对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与真实性的审查,并强调现有配套制度的更新。

刑事速裁程序的适用困境及其价值重现——以审查起诉为视角

当前刑事速裁程序适用呈现各地适用率不均衡、办案时间较长、适用潜力未充分释放等问题,这导致这一程序在缓解案多人少矛盾、实现案件繁简分流方面的价值被削弱。这主要是司法实践中刑事速裁程序比较制度优势不明显、配套机制不完善及工作中存在认识偏差所致。为充分发挥刑事速裁程序的制度价值,应正确认识考核、司法亲历性等与刑事速裁程序适用的关系、切实减轻适用刑事速裁程序的工作量并完善公检协作配合、专门办案组织建设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效率提升等相关配套工作制度。

刑事裁量模式沿革与价值分析

近现代刑事裁量折衷模式兼容绝对裁量模式和绝对严格规则裁量模式 ,发展为以英美国家为代表的自由裁量模式和以大陆法系国家为代表的适度裁量模式。我国刑事裁量模式属于后者 ,但法官的适度裁量权受到严格限制 ,这与一般公正和个别公正统一的价值取向相违背。

论从宽处理的基本原则及其类型——基于刑事速裁程序试点的分析

目前,尚处于试点阶段的刑事速裁程序中系统、合理的从宽处理制度呈缺位状态。对"从宽"规定的理解,应当坚持从宽符合刑事政策、刑责相适应和区别化等原则。在程序层面的从宽应当以诉讼阶段节点为标准,在侦查阶段缩短办案期限、加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在审查起诉阶段加强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在审判阶段凸显程序审理的量刑化和书面化。在量刑层面的从宽制度设计实际上包括审前阶段的量刑协商和审判阶段的量刑审查两个维度,当下需要以从宽类型为标准着眼于量刑从宽制度的系统化设计,从而推动认罪制度改革的深化发展。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与律师辩护制度发展——以刑事速裁程序为例的思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为中国辩护制度的实质性发展提供契机。为保障被追诉人认罪、选择的自愿性,律师介入成为国际通例。以刑事速裁程序适用为切入点,中国可逐步践行侦查阶段律师在场、律师充分阅卷与核实证据等举措以增强辩护实效性。现阶段试点期间,值班律师与辩护(援助)律师的角色出现分野之态,阻碍律师发挥其应尽作用,未来改革应将三类律师角色"归一"。律师参与实质化庭审可通过与控方协商影响量刑建议内容、发表专业意见推动程序转换、提出"不得加重处罚"辩护主张等路径来实现。中国宜从丰富援助内涵与考评机制、健全律师履职保障制度和提供配套硬件设施等方面着手建构科学的法律援助制度。

规则与实效:刑事速裁程序运行的初步检视

刑事速裁程序的试点改革是当下刑事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相比于现行简易程序,正在试行的速裁程序具有适用条件更严、审理程序更简、强调审前程序的配合和衔接、更加重视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等特点。其发展趋势应当是独立于普通程序和现行简易程序的第三类审判程序。目前速裁程序的运行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存在适用率较低、适用的案件范围有限、程序缺乏实质性的简化、法律援助质量低下等问题,接下来的改革应当通过进一步完善实施细节、增设书面审理方式和完善配套措施解决上述问题,进而规范和完善速裁程序。

“书面审”抑或“开庭审”:我国刑事速裁程序审理方式探究

自刑事速裁程序试点以来,我国学界和实务界对是否应省略庭审程序即采用书面审理方式存在争议。在刑事一体化的理论视野下,基于与域外处罚令程序的对比,我国速裁程序目前并不具备"书面审"的条件。从实体维度来看,速裁程序所适用的案件尚未"轻微"到可以书面审理的程度,处罚令程序的案件适用范围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我国治安管理处罚程序大致相当,速裁程序采用"书面审"有违比例原则。在程序维度上,速裁程序审前阶段对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还未"充分"到足以省略庭审的程度,庭审程序在保障和核查被告人认罪认罚及程序选择的自愿性等方面仍具有重要的"把关"作用。当务之急乃进一步完善速裁案件的庭审程序,而非将其省略。首先,在宏观认识上应明确开庭审理对于速裁程序的意义;其次,在微观操作层面应重塑开庭审理的具体方式。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涵与边界——兼与刑事速裁程序比较

2014年6月,全国人大授权两高开展了刑事速裁程序的试点,2016年9月,全国人大又授权两高开展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事速裁程序都是国家为了解决轻微刑事案件逐年上升的问题,兼顾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所作出的制度选择。通过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涵进行界定,进而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边界进行论证,最终对比了认罪认罚程序与刑事速裁程序的异同,明确了二者的关系。内涵和边界是一切制度研究的逻辑起点,认罪认罚制度需要从它的内涵和边界上正确界定,以指导司法实践的运行,并促进制度的完善。

刑事速裁程序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201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在18个城市开展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工作。通过对山东省济南、青岛两试点城市的调研可以发现,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行,刑事速裁程序运行良好,其不仅提高了轻微刑事案件的办案效率、优化了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还保证了轻微刑事案件的量刑公正,贯彻了宽严相济、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但是,该程序在试行过程中也存在公检法司四机关衔接机制不健全、被告人权利受到忽视、配套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应该加快对刑事速裁程序的立法和适用机制的完善,使这一程序发挥更大的功能和作用。

反思与重塑:刑事速裁程序适用范围研究

在轻罪案件于刑事案件大幅占比的情势下,速裁程序的适用率偏低,未能充分发挥出轻罪案件的处理优势。速裁程序适用范围的合理划定关涉审判程序体系内部结构的科学化以及轻罪案件的分流效果。程序简化的正当性根据是构建速裁程序的基础,亦是速裁程序适用范围得以精密设计的关键。现行立法关于速裁程序适用范围的设置缺乏合理的逻辑,这不仅导致速裁程序偏离预期的制度定位与功能定位,还不当侵犯被追诉人的速裁程序适用权。速裁程序适用范围的规范化改革进路是,塑造速裁程序的独立品格、严格程序间的转化条件,厘清“认罚”条件的基本内涵、矫正速裁程序之功能溢出,尊重被追诉人的速裁程序适用权与选择权、构建权利型速裁程序。

简上加简:我国刑事速裁程序研究

刑事速裁程序是我国仍在探索和改革中的一项制度,在对于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刑事案件繁简分流、保障当事人及时接受审判、减少不必要的羁押、贯彻宽严相济的形势政策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但该制度在尝试的过程中,存在着适用范围较窄、"速到正义"与权利保护冲突、办案机关分工与配合的观念不到位等问题与障碍。在刑事速裁程序的探索中,可进一步拓宽适用范围、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扭转办案机关的僵化思维,以推动该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效率与公正维度下的刑事速裁程序

刑事速裁案件中效率的提升建立在被追诉人的自由意志和权利处分基础之上,但是这种权利的处分和诉讼程序的简化必须以保障被追诉人受到公正的处遇为前提。为了提高速裁程序的效率,未来立法应扩大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提高侦查阶段的办案效率,不应确立将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转为速裁程序的机制、不宜实行一审终审制。为在速裁程序中体现最低限度的公正,速裁案件的庭审应实质化、提高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和非监禁刑的适用率、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宜对速裁程序做公开审理的例外规定、不能降低速裁案件的证明标准及实行书面审理。

刑事速裁程序的另一种思路

随着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部分违法行为将被纳入轻微犯罪,刑事案件激增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趋势。我国目前单一的简易程序无法应对刑事案件大量增多的审理需要,应当以刑事速裁程序改革试点工作为契机,按照处刑命令程序的思路构建我国的刑事速裁程序,以应对犯罪圈扩大的趋势。借鉴德、日等国家或地区的成功做法,我国的速裁程序应当以书面审理为原则,但同时应当保障被告人的程序参与权和处分权。为保障该程序的有效运转,前科制度、强制措施制度、辩护制度亦应进行调整和创新。

刑事速裁程序中的被害人参与模式:方式、问题与制度完善

根据参与诉讼的方式、享有诉讼权利的状况以及对诉讼进程的影响力的不同,可将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区分为"强参与"与"弱参与"两种模式。对于刑事速裁程序中的被害人参与而言,由于刑事速裁程序的价值取向独特,其并不能被归纳为纯粹的"强参与"或者"弱参与"模式,而应定位为以"弱参与"模式为基准,同时强调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性以及程序影响力的一种混合模式。在被害人参与刑事速裁程序的具体方式中,影响程序启动、接受道歉并获得赔偿具有明显的"强参与"特征,而提出量刑意见、请求抗诉则呈现出"弱参与"的状态。两种模式的共存可能对诉讼效率与程序公正分别造成影响。为了完善刑事速裁程序中的被害人参与制度,应尽量化解两种参与模式的冲突,正确认识被害人对于速裁程序启动的影响力,赋予其一定的量刑建议权,并明确规定其享有抗诉请求权。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审级制度研究

刑事速裁改革试点过程中,审级制度是理论和实践关注讨论的焦点。速裁判决的上诉权利保障和二审审查范围是刑事速裁审级制度建设过程应当思考的关键内容。国外在刑事案件简易化方面有着成熟的实践经验,参考国外成熟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刑事速裁审级制度提出建议。

刑事速裁程序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兼论刑事速裁程序与轻刑快审程序之异同

在部分地区试行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在实践中节约了司法资源、提升了诉讼效率,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刑事速裁程序适用范围过窄,被害人权益保障不完善,法律援助值班律师职责不明,司法行政机关不履行职责无惩戒措施,庭审流程不明确等。对此,文章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为刑事诉讼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

论我国刑事速裁程序的构建

刑事速裁程序有利于优化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和保障程序正义。目前我国正在试点的刑事速裁程序取得了一定成效,也促成了一些制度上的创新,但我国刑事速裁程序也存在适用范围过窄等立法不足和适用率不高等司法实践缺陷。构建我国刑事速裁程序,应充分考虑相关因素,包括程序简易程度、轻案范围、当事人权利保障、量刑优惠和证明标准等。认为我国应借鉴域外刑事速裁程序的两种模式,立足我国刑事诉讼实践,增设协商式速裁程序,完善我国目前试行的刑事速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