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预设与刑事讯问

审讯活动跟打仗一样,要打有准备之仗。因此,审讯前对策的制定、方法和技巧的运用是审讯成功的条件。执法人员在进行审讯时,巧妙的运用语用预设,将被询问人的答案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并进行导向和控制,以达到预期的审讯目的。

刑事讯问中模糊语言与信息传递的语用分析

模糊语言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从语用学的角度对汉语刑事讯问中的模糊语言现象进行研究,分析其存在的理据和主要语用功能,探讨在刑事讯问这一特定法律场景中,犯罪嫌疑人如何使用模糊语以实现各种信息传递。

刑事讯问笔录的语篇分析方法研究

通过模因和互文性理论为基础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笔录不是口供,是记录者对话语模因的模仿和互文的引用结果。在整合现有的语篇分析理论与方法基础上,可以总结出对笔录进行跨语篇的策略性分析、衔接与连贯分析、模因和互文性分析、批评性话语分析方法,达到对笔录的含义和言语行为生成机制的正确理解。这种分析为笔录的合法性和真实含义提供一种论证方法,也为非法证据提供了一种排除方法。同时,该方法也适用于其它法律语篇分析,对于司法实践具有重要价值。文章引入三个真实案例对所述方法进行实证的论述。

浅谈形式逻辑在刑事讯问中的运用

浅谈形式逻辑在刑事讯问中的运用邵健，张振智讯问被告人是一项艰难而复杂的工作，是审讯员与被告人面对面的智慧较量。在讯问过程中，审讯员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揭露被告人的真实面目，使其伏罪；而被告人为了逃避法律的惩罚，也总是要挖空心思地狡辩、抵赖。在这种交战中。...

刑事讯问与保卫干部的心理品质

本文从基层保卫工作的实际出发，通过对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进行传唤讯问过程的剖析，着重研究保卫干部的心理品质和讯问战术技巧，从而揭示出保卫干部具备良好心理品质在整个刑事讯问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这一基本结论。

刑事讯问的十个误区及其应对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侦查人员只有科学地运用刑事讯问手段才能达到查明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之目的。公安刑事执法实践中,侦查讯问常见有浅尝辄止、先入为主、诱供骗供等十个误区,这些误区有其原因与并具有一定的危害性。刑事讯问从战略上,应摒弃过分依赖供词和完全忽视供词的特殊作用与功效两种陋习;战术上,应做好充分准备,控制、调节审讯的"度",固守主动权,适当示证,注重细节,精选讯词等。

刑事讯问模式的反思与重塑——基于死刑错案的分析

近年我国依法纠正的刑事错案昭示出,根植于侦查中心主义与口供至上语境中的传统刑讯模式正面临严峻挑战。实际上,无论是从立法规定还是司法实务状况上看,这种犯罪控制下的刑事讯问模式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有悖于当代法治中国的刑事公正精神和人权保障要求。在当前深入推进依法治国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亟需构建以正当的程序正义原则和科学的权力配置为支撑的新型刑讯模式,以便从死刑个案的公正切入,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浅谈假言推理在刑事讯问中的运用

讯问刑事被告人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讯问过程是审讯员与刑事被告人面对面的智慧交量过程。审讯员总是千方百计地设法剥掉刑事被告人身上那层厚厚的铠甲,揭露其犯罪的真实面目,使其伏法;刑事被告人却要顽强抵抗,竭力修补和加固自己被捕前早已做好的护身铠甲,以逃避应得的惩罚。在这种交战中,假言推理的应用是很广泛的。因此,审讯员熟练地掌握和运用假言推理的逻辑规则,对揭露刑事被告人的罪行,驳斥刑事被告人的诡辩是非常重要的。 1.运用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否定后件式,揭露刑事被告人的罪行。

谈刑侦讯问言语交际信息的对抗性及其修辞技巧

刑事侦查讯问的言语交际过程,有着鲜明的特征,即言语交际信息的对抗性。刑事侦查讯问人员应该注意和善于预测犯罪嫌疑人的言语信息差,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利用巧妙的言语策略,及时弥补对方故意回避或故意疏漏的信息,达到讯问的目的。主要的修辞技巧有:阐释性发问、跳跃式提问、质疑抑制式应答、批驳阻止式应答(极度夸大犯罪等级和性质、极度缩小犯罪等级和性质)。讯问人员应积极运用这些积极的言语修辞策略,把握时机,切中要害,迅速达到讯问的目的。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对刑事诉讼法的意义

我们身处于一个面对各种现代性后果却又缺乏有效沟通的时代。刑事诉讼法未来的发展也被深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以普遍语用学为切入点,通过对主体间交往行为的分析,得出了交往理性是社会理性的基础,法律是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媒介,法律的合法性源于商谈程序等结论,以沟通作为解决韦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矛盾的方法,沟通成为挽救现代性危机的良方。用沟通行动理论分析刑事诉讼法上的具体制度,不仅能够切合刑事诉讼法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更能够拓展现有研究的路径与方法,开阔未来研究的视野与方向。故本文通过对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的分析,拟证明其理论对刑事诉讼法中刑事侦查讯问,量刑制度及证人出庭作证的意义。

试论刑事侦查阶段的完整性

什么是侦查阶段?它的范围如何?我国刑侦学界一直未能清楚地加以阐述,因此,常常造成在教科书中这个概念的误用。一、一种错误的表述翻开我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及公安院校近几年使用的刑事侦查学或犯罪侦查学教科书,会发现在刑事讯问一章中均有这样一种错误表述:北京大学法律系使用的刑事侦查学教科书这样写道:“当犯罪分子或重大犯罪嫌疑分子被逮捕或拘留以后,案件就由侦查阶段转入预审阶段。”①;高等学校法学统编教材犯罪侦查学也有这样的表述:“

讯问时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之思考

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讯问时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在固定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及规范侦查人员讯问行为等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但我国关于讯问时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规定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还需要对录音录像的地点和时间进行细化规定,在录音录像的保障程序上进行完善。

刑讯逼供现象的博弈分析

长久以来 ,刑讯逼供成为制约程序公正实现乃至建设法治国家进程的一大痼疾。刑讯逼供的屡禁不止 ,很大程度上在于制度本身的缺陷。而刑事讯问过程事实上就是一个追诉者与被追诉者之间的完全与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 ,因此 ,在对追诉者与被追诉者行为分析的基础上 ,合理而充分地利用行为激励机制 ,才能创造出更加有效的遏制刑讯逼供的刑事讯问规则。

试论坦白从宽政策的应用

坦白从宽是刑法、刑诉法的规定,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化、法律化。在刑事讯问中,侦查人员多数会向犯罪嫌疑人灌输坦白从宽的理念,以促其早日交待问题,但有的效果不佳,起不到引导的作用,原因是没有抓住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宣讲坦白从宽只是喊口号,政策的精髓没能让犯罪嫌疑人入心入脑。可利用"法律条文+判决书"的方式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说服教育,促其交待问题,以使坦白从宽制度更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论刑事侦查讯问过程中的律师在场权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不断加深,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在庭审阶段得到了强化。然而,在侦查讯问过程中,控辩双方的对抗性仍显不足,极有可能导致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情况出现。侦查权的行使需要受到正当程序的约束。为构建侦查的正当程序以实现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许多国家和地区实行了律师在场制度,试图以控辩平衡的维持达致前述目标。在新时代推进刑事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有必要参酌域外法治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律师在场制度。本文首先从基础概念入手,对律师在场权的内涵进行界定,然后廓清相关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意义,继而就域外典型国家的制度进行引介与评价,最后基于前述材料提出我国律师在场制度的构建思路。

审讯中影响口供证明力的因素研究

口供证明力是指评价口供对待证事实的证明力度,是法官裁量案件的主要依据。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对进入审判程序的口供证明力的要求越来越高,有些口供尽管符合证据合法性的要求,但证明力并不强。一些案件常常因口供的证明力问题导致案件审理时间延长,致使诉讼效率降低,甚至败诉。调查发现审讯阶段的做法对口供证明力有较大影响,具体表现在审讯人员自身的素质、口供本身的内容、对主观要件的证明以及是否及时固定口供等。建议从审讯环节入手,强化审讯人员的证据意识并提高其讯问的专业水平,讲究方法,灵活运用审讯策略,同时探讨运用犯罪心理测试技术作为辅助手段提高口供证明力的应用前景。

浅析侦查程序中的律师在场权

在我国刑事侦查讯问程序中确立律师在场制度是必要的。确立律师在场制度需要建立一系列配套制度。构建我国的律师在场制度,宜采用德国式的立法模式,让侦查机关担负告知义务,赋予犯罪嫌疑人选择是否需要律师在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