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法系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产生根源对比——读《漂移的证据法》有感

近年来,随着人们意识到刑事诉讼的目的不仅仅是在于打击犯罪,对于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其他的社会价值诸如人权、个人隐私权等的保护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由此,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中也越来越受到普遍的关注。刑事证据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采纳与否,首先取决于证据材料是否符合一定的规定。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有着各自不同的采纳证据材料的根据也即排除规则,而深藏在表面排除规则之下的具体的不同排除规则的原因可以从两大法系不同的立法意图、历史渊源以及诉讼制度划分为外部与内部两个部分。

刑事诉讼法典化背景下证据排除规范的体系重构

法典化以逻辑性与体系性为特征。在刑事诉讼法典化背景下,刑事证据排除规范有必要从规则研究走向体系化重构。证据能力与证明力两分的阶层式审查框架为厘清刑事证据排除规范的逻辑前提,证据排除属于证据能力审查范畴,以取证程序违法为标准,包括非法证据排除与瑕疵证据排除。我国刑事证据排除规范有必要基于法定排除与裁量排除逻辑重构:法定排除以取证程序严重违法为标准,而裁量排除以取证程序一般或轻微违法为标准。《刑事诉讼法》第56条第1款第1句已规定了侵犯公民供述自由权的证据法定排除,但仍需就剥夺辩护权、侵犯绝对隐私权等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的证据法定排除完善立法;第56条第1款第2句及刑诉解释已规定了补正解释型裁量排除,但仍需就一般性裁量排除展开裁量理论建构,最终形成理论、立法与司法互动式的证据排除规范性体系,为刑事诉讼法典化提供理论支撑。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配套机制的完善

随着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发展,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必然。但只仅仅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不够,还需要在立足于国情、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完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配套机制。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设想

建立与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时应详细规定各种情况下取得的非法证据的效力,通过立法确定切实可行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设立对非法取证人员的惩戒制度,有效减少防止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

试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必要

非法证据是以非法的侵犯被取证人合法权利的方式取得的证据。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现行有关法律对此规定的缺陷,阐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必要性,提出应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该原则。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兼论检察机关的适用

一、构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一)

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和完善

非法证据,是指法律授权的侦查、检察、审判人员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制度和程序所取得的刑事证据。非法证据的存在,不利于诉讼民主和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排除非法证据已成为各国刑事诉讼的通行法则。建立和完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势在必行。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刑事非法证据的效力认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刑事非法证据能否进入我国诉讼程序并最终据此定案,取决于我国确立怎样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正确处理好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处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法律传统与现实需要、公正与效率、法律移植与本土化等五个方面的关系。

浅谈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据问题规定的较为原则,缺乏可操作性,运作起来出现许多困难,如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标准如何掌握、收集证据规则、证据排除规则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证据立法更显得极为迫切。随着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发展,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必然。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共同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许多方面做了突破性和创新性的规定,发展和完善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也存在有关规定略显粗疏、排除证据的范围较窄、重复供述排除条件不合理、审前证据把关架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取证合法性证明的有效性存有质疑等缺陷和不足。充分认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突破与局限,客观评价此次立法效果,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改革和完善建议,诸如明确并扩大非法证据排除范围、扩大律师诉讼权利、设置更为科学合理的调查程序等。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调查分析——以B市检察院为例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是实物证据排除标准不明确,对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规定过于抽象,发现非法证据的途径单一,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启动困难。因此,应从立法层面准确界定非法证据,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非法取证方法,规范非法证据发现程序,细化非法证据排除启动程序规定。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与完善

刑事非法证据的采信问题,随着近年来对保障人权的重视而逐渐被司法界所关注。本文比较了西方资本主义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两大类型国家在设置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区别,叙述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和不足,提出了完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议。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研究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举证责任在我国实行中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对原告和被告在举证的标准、责任等方面.通过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进行研究,能够有效解决各种冤假错案问题,为司法工作提供正确指导.同时,也能有力打击工作人员违法违规操作,促使相关职能部门履行责任,提高大众的信任度.本文首先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进行概述,然后分析了其实践困境,最后提出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规制的完善建议.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与完善

一、英美法系国家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的英文表述为“evidenceillegallyobtained”，指用不合法的方式取得的证据，通常是指取证过程中侵犯了被告人合法权益而取得的证据。在美国，“非法证据”仅指国家机构的侦查人员取证的手段非法，美国在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初，包括“毒树之果”在内的凡是以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非法方式调查收集的证据均予以排除，但随着犯罪率的提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和发展

借助相关规定和解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土壤上生根、发芽,并不断完善。但长期以来,仍存在"界限模糊"和"排除范围不明"等问题,导致司法机关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认识和定位上不明确,做法上出现了"不想排、不能排、不敢排、不会排"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扩大了非法证据规则的排除范围,确立了重复性供述的排除及其例外,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对推进和引领社会公平正义,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平衡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目的,防范冤假错案均具有重要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建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执法机关不得采纳非法证据作为定案的证据的规则。构建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克服目前存在的诸多困难。首先司法人员应牢固地树立保障人权和依正当程序控制犯罪的执法理念,同时建立非法证据的绝对排除制度、严格的判例辅助制度和完善的配套制度。

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排除的难题与破解——以“刑事证据的两面”理论为视角

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排除不仅在规范解释上,而且在实践中均遇到难题。实践中的难题不仅在范围上超出了排除规范所涵摄的范围,而且法官在解释说理上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法官的解释说理之所以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刑事证据理论支持上存在不足。由此,传统的刑事证据理论在理论视野、理论视角、理论内容和理论体系等方面均需进行调整或提升。调整后可以发现,刑事证据实际上存在客观面与主观面两个性质不同的基本面向,由此形成客观性排除制度和主观性排除制度。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排除的难题也大体上可以分为客观面上的难题和主观面上的难题。以刑事证据的“两面”为基础,并结合两种排除制度进行分析,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难题基本上都能获得较好的解析。

行政执法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的制度困境及其破解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行政执法证据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但对于证据的种类范围、准入的基本条件、是否受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范三大问题,在立法、司法解释以及行政规章中要么存在不一致甚至矛盾之处,要么尚未明确。实践中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基本上是畅通无阻,由此导致大量借行政执法之名行刑事侦查之实的失范行为;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虚置了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及司法解释应对上述三大问题予以破解:明确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范围包括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鉴定意见、专门性证据、勘验笔录和检查笔录;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时,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是准入的基本条件;按照比例原则健全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时,受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双重约束。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宪政之维——以中国宪法文本为基点的思考

仅仅从证据类型和取得方法的角度区分刑事非法证据,其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只有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立置于公民宪法权利条款的统摄之下,才能使这一规则获得恒久的动力。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宪法权利之中"真实损害型权利"的存在。深入阐释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公民宪法权利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需要回归根本法,对侵犯我国公民宪法权利的刑事非法证据作出理论上的梳理;更重要的是,需要可操作的方式来厘清公民宪法权利与刑事侦查取证权之间的边界,在这一点上,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能够为之提供细致转换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