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刑事证明结构:分段包干与选择性接力

1979年颁行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我国分段包干与选择性接力的证明结构。它既体现在侦诉审关系中,也体现在上下审关系中。在这一结构中,公检法在各自主导的诉讼阶段只有调查程序和方式的差异,并无查证责任和目标的差异。后端办案机关有接力查证的责任。接力者具有依照法定证明标准选择是否接力的判断权,也有选择接力主体、范围和方法的裁量权。《刑事诉讼法》虽然历经多次修改,但均朝着优化结构的方向前行。我国刑事证明结构具有如下鲜明特色:一是事实认定权力的去中心主义,二是专门机关查证责任的同质化,三是查证范围认定权的单元化,四是“调查”真相演变为“接着查”真相,五是作为查明真相协助者的辩方。

法典化视角下刑事证明标准条款的完善

偏重哲学话语的理论争议无益于解决刑事证明标准的适用难题。在法典化改革的进程中,有必要厘清刑事证明标准条款自身的逻辑性和层次性,进而对现有法律文本的表述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修改,明确证据收集的程序合法标准,明确证据查证属实的法定义务,确立定罪事实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序规则,以实现发现案件真相和保障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之间的价值平衡,最终实现刑事证明标准在程序规范下的合理适用。

刑事证明标准的高概率模型

在刑事司法证明中,为了实现司法审判的数字化,有必要对刑事证明标准进行量化描述。法律概率主义通过有罪概率和概率阈值构建了“高概率裁决模型”。根据这一模型,当有罪概率是准确的高概率时,裁决应当认定被告有罪。但是,该模型受到法律传统主义的强烈批判,认为用高概率来描述刑事证明标准在道德上不可接受且会产生推理悖论,而我们将通过对刑事证明标准的重构为其进行辩护。刑事证明标准可细分为叙事性、稳定性、完全性和充分性四要素。当审判满足叙事性、稳定性和完全性时,有罪概率的准确性得以确保。如果此时的有罪概率还满足充分性,则可以认为审判满足刑事证明标准,并应认定被告有罪。因此,一旦有罪概率的准确性得到保障,刑事证明标准可以化归为高概率。高概率裁决模型具有正当性,能消解传统主义的批判,促使审判实现核心功能。

论事故调查报告的刑事证明风险及其化解

事故调查报告的刑事证明风险意指其作为一种新型刑事证据,存在的非真实或称不可靠之可能性,并以非必然性、小概率性及高危害性为其典型特征。事故调查报告分别以行政性和专门性为形式和实质属性,此复合性证据属性乃其刑事证明风险之起因。事故调查报告易引发叠变性的刑事证明风险,具体表现为行政认定对司法审查的褫夺与取代和专门知识对法官认知的压制与支配。为化解事故调查报告的刑事证明风险,在程序性规定层面,于行政执法场域,需以调查主体的中立性和专业性为中心点完善有关行政法律法规,以保障报告的形式可靠性。于刑事司法场域,则需确保并实现当事人质证权,规定有关人员的出庭作证义务及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参与,以保障报告的证据内容为实质可靠。

审判中心主义视野下我国刑事证明模式的重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新一轮的改革定下了基调。在刑事诉讼中,有关定罪量刑的事实认定是诉讼的一项中心任务,因而刑事证明模式的设计至关重要。我国传统的刑事证明存在证明理论哲学化、证明主体单极化、证明活动协作化等问题,不利于通过程序公正实现实体公正的目标。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印证证明模式"和"新法定证据主义"的研讨,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当前,有必要在"审判中心主义"的视野下重新审视我国刑事证明模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以三个支点重塑我国的刑事证明模式,即强化审判阶段诉讼证明的中心地位,形成以证据能力为核心的证据规则体系和完善以严格证明为主的证明体系。

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理论初步分析——聚焦于控诉方与被告人证明责任的分担

司法公正历来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价值取向之一。在刑事法领域 ,很多学者的思路是如何赋予被告人更充分、更有效的辩护权来实现司法公正。笔者与此有所不同 ,主要立基于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整合 ,考虑到刑事政策、刑事立法精神以及司法具体运作可能出现的证明困难等因素 ,以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为切入点 ,借鉴英美证明责任中的“分层理论” ,围绕被告人与控诉方之间证明责任如何理性的分配 ,另觅实现刑事司法公正的途径。

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研究

以何种分配原则将真伪不明事实的证明义务及不利后果分由各诉讼主体承担是刑事诉讼中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一种原则的确立应适当吸收历史的给予,同时充分考虑到各种影响因素。基于此,文章评介了国外的证明责任分配学说,分析了影响确定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之因素,进而提出我国应确立一般和具体这两种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设想。

刑事证明标准层次性论略

介绍和评价学术界关于刑事证明标准层次性问题的各种观点;参考并借鉴西方两大法系的刑事证明标准体系;在坚持几个理论基点的前提下,科学构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层次性体系。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层次性探讨和重构

刑事证明标准是证据法中的基本问题之一,其对于刑事诉讼理论和司法实践均有着重大意义。从分析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现状和不足出发,结合国情,阐述我国设立具有层次性的刑事证明标准的依据,并结合司法实务,构建一种"主辅结合"式的刑事证明标准,以期有益于立法和司法。

无罪推定与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

本文对刑事证明责任的概念内涵作了考察和辨析,认为刑事证明责任的本质在于,控辩两造于口头辩论终结后,某一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而由某一方承担不利益后果的危险。文章进而探讨了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与无罪推定原则的关系,指出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明责任倒置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并且无罪推定原则的违反不能被正当化。因此,应当坚持无罪推定原则的绝对性,对犯罪构成要件、纯粹量刑要件、程序要件的证明责任作出合理的分配。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之重构

证明标准问题在法官断案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我国现行刑事证明标准在实践中显露出诸多不尽人意之处。重构刑事证明标准应遵循的基本思路是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兼顾;理想与现实兼顾;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我国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是现有条件下我们所能做出的最为合理的选择。

论我国刑事证明的最高标准之重构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中证明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司法实践中证据运用的首要问题。作为指导和规范刑事证明活动准则的刑事证明标准,应当根据刑事证明逐步深入的特点,构建出由低到高"阶梯式"的层次性证明标准。作为刑事证明的最高标准,即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之确立,是近年来学界争论的焦点。因此,深入研究证明标准的涵义,比较两大法系刑事证明的最高标准,分析国内有关刑事证明标准的各种学说,反思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立法规定,以期重新构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符合我国刑事司法实际情况和需要的科学、理性、可操作性的刑事证明的最高标准。

论英国法刑事证明责任的实质蕴涵——兼评“阶段说”与“分层说”

英国刑事证明责任的疑难,表现在应怎样理解"提供证据责任"的基本性质及法律定位。英国法中"提供证据的责任"不是实质意义的证明责任,只是"说服责任"的程序性展开。对本方而言,是"说服责任"的"反映",对对方而言,是"说服责任"的"反对"。"提供证据的责任"与"说服责任"存在本质的不同。这是理解英国法刑事证明责任的"转移"、"分配"等概念的基础,也是厘清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性质的关键。割裂"说服责任"与"提供证明责任"内在关系的"描述"理论即"阶段说"与"分层说",在英国法中不成立。强调"说服责任"实质意义的"实质说",同时意味着强调"提供证据责任"依附意义的"光影说"。明确这一点,有利于消除对英国刑事证明责任的模糊认识和对后续问题的深入研究。

论刑事证明标准

刑事证明及其标准的内涵,是具有主观思维活动性和具体法律行为性的有机统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质量互变规律",即"质、量、度"三维度,进一步探析刑事证明标准可以得出:刑事证明标准的"质",即为标准性——法律真实(传统法律真实和现代法律真实);刑事证明标准的"量",即为标准化——主观法律真实和客观法律真实及其层次化建构;刑事证明标准的"度",即为现代化。

刑事证明责任概念的比较法分析

大陆法系以主观证明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构建证明责任概念,辅之以被告人的证明必要,而以客观证明责任为主;英美法系以说服责任和提出证据责任构建证明责任概念而以提出证据责任概念为主。两大法系证明责任概念之间存在深层的差异,而不是绝对的对应关系。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陪审团制度和法官审制度以及犯罪构成方面的差别。

试论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证明标准及其“盖然性”理论

“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证明标准的普遍表述,该标准自其确立之日起,就引发人们对其确切含义的争论,本文介绍了对“排除合理怀疑”的正反两种解释,分析了蕴含其中的“盖然性”理论,认为应当将“盖然性”纳入司法证明的视野,从而在尊重基本人权的前提下有效地打击犯罪,实现社会正义。

试论两大法系刑事证明标准之异同

在刑事证明标准问题上,英美法系国家将其表述为"排除合理怀疑",而大陆法系国家称之为"内心确信"。两者在内质上具有同一性,但也有细微差别。当今越来越多的国家更为推崇"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而"内心确信"的主张日渐式微。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采客观证明标准 ,但目前在理论上和操作上都呈现出诸多困境 ,本文对此进行了相应的反思 ,同时 ,在借鉴国外刑事诉讼中主观证明标准的基础上 ,主要是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两大证明标准进行分析比较 。

刑事证明责任性质探讨

关于证明责任性质的认识目前在我国分歧非常大。笔者在对各个学说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对产生分歧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 ,然后从不同角度对证明责任的性质进行了阐述 ,最后得出了证明责任的性质应当是不利后果的一种风险负担的结论。

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立法及其完善

我国刑事证明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标准,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绝对性和单一性、诉讼证明的客观性等特点。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并未对其具体内容和要求作出明确规定,使之在实践操作中存有一些弊端。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应坚持客观性与主观性、原则性与可操作性、理论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针对不同程序、不同证明对象确定不同的证明标准,形成多层次的证明标准体系,并通过统一的或专门的证据立法保障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