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法视野中的刑事证明方法与程序

诉讼主要与证明有关,从证明方法的类型及其合理性来解释和评价程序的制度与实践,应该是刑事程序法律比较的一个不可或缺、但未受足够重视的重要视角。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不同的程序法规范决定了在认识论上区分的证明方法模式的合法性差异,而司法的现实需要和不同的宏观司法制度语境又会使证明方法的法律规范模式产生变异和分化的司法实践形态;另一方面,诉讼程序的法律规定和实践的许多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证明方法的规范模式和实践形态的不同知识特征所产生的程序效应。这种研究可以纠偏关于程序原理的一些流行观念,树立一种工具理性的程序观,给中国刑事程序的法治化改革带来一些新的启示。

自白的权重变化与刑事司法证明方法转向

刑事司法证明方法转向是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国际趋势,在我国实现这种转向还面临一些现实的困难。被告人自白具有两面性,自白的证据能力不能否定。在确认任意性自白具有证据能力的前提下,确立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和直接言词原则,进一步完善非法自白排除规则和自白补强规则,通过这些原则、规则和制度的配合与互动,促使刑事司法证明方式逐步由偏重被告人自白转向自白之外的物证和其他证据。

刑事印证规范解读:从证明方法到证明规则

虽然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刑事印证已经进行了广泛、持续的讨论,但并未从规范视角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一些关键的理论问题因此无法达成共识。对刑事印证进行规范分析可知,印证最早作为一种证明方法在司法实践中出现,随着相关法律与司法解释的颁行而逐渐发展成型。刑事证明的严格性、自由心证的规范化与经验法则的可视化是刑事印证存在的理论基础。而在相关规范增多且渐成体系之后,刑事印证已从一种证明方法转变为证明规则,但尚不构成一种证明模式。现阶段,刑事印证可适用于证据证明力、证据能力与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认定。在不同适用领域中,刑事印证的正当性基础、规范样态与具体构造亦不相同。

中国刑事印证理论批判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围绕"印证"来研究我国的刑事证明方法模式,这些研究造成的突出理论印象是:"印证"这一概念工具,在实证上能够较为具体地呈现中国特色刑事证明方法的类型特征;在规范上也能作为事实认定的具体判断标准发挥作用,尽管还应适当借鉴西方的自由心证方法。这导致"印证"一词在刑事司法实务中日益流行,且有泛滥之势。需要注意的是,有关研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对印证的理解不合常识且较为驳杂,无法清晰标识我国刑事证明方法的模式特征;对证明方法模式的归因解释难以成立;未能澄清对证明方法的应有规范立场,因而无力促成现实的合理化变革。因此,学界仍需寻找替代性的模式理论来说明我国刑事证明方法所面临的转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