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典化视角下刑事证明标准条款的完善

偏重哲学话语的理论争议无益于解决刑事证明标准的适用难题。在法典化改革的进程中,有必要厘清刑事证明标准条款自身的逻辑性和层次性,进而对现有法律文本的表述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修改,明确证据收集的程序合法标准,明确证据查证属实的法定义务,确立定罪事实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序规则,以实现发现案件真相和保障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之间的价值平衡,最终实现刑事证明标准在程序规范下的合理适用。

刑事证明标准的高概率模型

在刑事司法证明中,为了实现司法审判的数字化,有必要对刑事证明标准进行量化描述。法律概率主义通过有罪概率和概率阈值构建了“高概率裁决模型”。根据这一模型,当有罪概率是准确的高概率时,裁决应当认定被告有罪。但是,该模型受到法律传统主义的强烈批判,认为用高概率来描述刑事证明标准在道德上不可接受且会产生推理悖论,而我们将通过对刑事证明标准的重构为其进行辩护。刑事证明标准可细分为叙事性、稳定性、完全性和充分性四要素。当审判满足叙事性、稳定性和完全性时,有罪概率的准确性得以确保。如果此时的有罪概率还满足充分性,则可以认为审判满足刑事证明标准,并应认定被告有罪。因此,一旦有罪概率的准确性得到保障,刑事证明标准可以化归为高概率。高概率裁决模型具有正当性,能消解传统主义的批判,促使审判实现核心功能。

刑事证明标准层次性论略

介绍和评价学术界关于刑事证明标准层次性问题的各种观点;参考并借鉴西方两大法系的刑事证明标准体系;在坚持几个理论基点的前提下,科学构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层次性体系。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层次性探讨和重构

刑事证明标准是证据法中的基本问题之一,其对于刑事诉讼理论和司法实践均有着重大意义。从分析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现状和不足出发,结合国情,阐述我国设立具有层次性的刑事证明标准的依据,并结合司法实务,构建一种"主辅结合"式的刑事证明标准,以期有益于立法和司法。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之重构

证明标准问题在法官断案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我国现行刑事证明标准在实践中显露出诸多不尽人意之处。重构刑事证明标准应遵循的基本思路是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兼顾;理想与现实兼顾;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我国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是现有条件下我们所能做出的最为合理的选择。

试论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证明标准及其“盖然性”理论

“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证明标准的普遍表述,该标准自其确立之日起,就引发人们对其确切含义的争论,本文介绍了对“排除合理怀疑”的正反两种解释,分析了蕴含其中的“盖然性”理论,认为应当将“盖然性”纳入司法证明的视野,从而在尊重基本人权的前提下有效地打击犯罪,实现社会正义。

试论两大法系刑事证明标准之异同

在刑事证明标准问题上,英美法系国家将其表述为"排除合理怀疑",而大陆法系国家称之为"内心确信"。两者在内质上具有同一性,但也有细微差别。当今越来越多的国家更为推崇"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而"内心确信"的主张日渐式微。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采客观证明标准 ,但目前在理论上和操作上都呈现出诸多困境 ,本文对此进行了相应的反思 ,同时 ,在借鉴国外刑事诉讼中主观证明标准的基础上 ,主要是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两大证明标准进行分析比较 。

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立法及其完善

我国刑事证明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标准,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绝对性和单一性、诉讼证明的客观性等特点。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并未对其具体内容和要求作出明确规定,使之在实践操作中存有一些弊端。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应坚持客观性与主观性、原则性与可操作性、理论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针对不同程序、不同证明对象确定不同的证明标准,形成多层次的证明标准体系,并通过统一的或专门的证据立法保障其实现。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刍议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的证明要求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关于证明标准的规定在理论上有缺陷,在司法操作中存在困难。文章通过对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论的简要研讨,针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存在的弊端提出完善建议。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重构的“瓶颈”及破解——基于刑事证明标准的分析

如果探寻中西方刑事证明标准的渊源,我们会发现,刑事证明标准赖以生存的根基有着巨大的差异,两种不同刑事证明标准的背后,实际上是两种法律文化的冲突。中国所特有的诉讼法律文化背景的定在,使中国现今的刑事证明标准得以固守,而这种证明标准对中国刑事诉讼体制与实践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则是全局性的。突破现今的刑事证明标准,成为当今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现实和理论前提。刑事证明标准的转变,与其说是制度本身的转变,不如说是文化的更新,这种转变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但尽管如此,制度可置换文化而先行,并对文化的转变产生一种推动力。

试论现行刑事证明标准的缺憾、原因与完善

现行刑事证明标准在适用中存在着分歧,而且存在较多缺陷:标准过高,没有阶段性和层次性,容易产生漏罪漏犯;标准太笼统,易造成司法适用中的分歧、对立和不均衡。因此,必须坚持定罪标准与量刑标准分离的基本原则,并通过专门立法,从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等方面来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误读与纠偏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时常被误读,使之具有机械、呆板与空想的色彩。导致误读的原因,除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存在不足之外,还与人们把"规则""方法"混同于"原则",用学理裁剪、限制司法实践有关。对刑事证明标准的误读进行纠偏,一方面应当校正人们的认识方法与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应当秉持尊重实践的原则,对我国的法律规定与理论学说予以完善。

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现实选择与重构

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由于受到国内特有的法文化背景的影响,同英美国家的证明标准存在着实质上的差别。但是,中国现行的诉讼模式的确立,使中国现行的刑事证明标准难以固守,尤其是对中国式的诉讼体制与诉讼实践产生了负面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诸如:“对抗制”诉讼模式运行困难,证据规则难以确立,当事人权利难以行使,律师的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等问题。因而,突破现有刑事证明标准的“瓶颈”,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刑事证明标准之探微

目前,刑事诉讼应达到何种证明程度大致有两种不同的主张,即"客观真实"论和"法律真实"论。在转型这一特定时期,刑事诉讼法修改已提上日程,为此我们应在借鉴两大法系刑事证据制度中的证明标准的基础上正确看待"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构建适合我国司法文化和司法实践的相对合理的具有层次性的刑事证明标准。

刑事证明标准之探微

目前,刑事诉讼应达到何种证明程度大致有两种不同的主张,即"客观真实"论和"法律真实"论。在转型这一特定时期,特别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已提上日程,我们应在借鉴两大法系刑事证据制度中的证明标准的基础上正确看待"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构建适合我国司法文化和司法实践的相对合理的具有层次性的刑事证明标准。

刑事证明标准的法哲学思考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研究领域的拓展以及研究水平的深入,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的研究与争鸣也日趋激烈.应当说这种争议对于繁荣我国的诉讼证明理论,发展诉讼证明观念不无裨益.但如果仅仅局限于争议而不进行必要的反思与检讨,则难免陷于学术混乱,因此有些问题需要借助于其他思维方式加以廓清.

以证明对象为视角谈刑事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我国刑事证据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证明对象与证明标准不仅一同决定了刑事诉讼活动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而且二者的关系也十分密切。证明对象不同,证明标准也会有所差别。以证明对象为视角,针对不同层次的证明对象,设立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意义重大。

刑事证明标准之探析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主导着刑事诉讼的进程,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争论是观念之争而非标准之争。两大法系的证明标准都是从实践中提炼而成,富含法官的主观因素,都具有相对确定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双重要求,是理性化的证明标准。

试析刑事证明标准理论之法律真实说

我国学者们缘于对1996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所确立的“疑罪从无”原则的讨论,将“法律真实”引入刑事证明标准理论,法律真实说驳斥客观真实说曲解唯物主义认识论,对客观真实说的缺陷作了切中要害、准确而深入的分析,因而,在与客观真实说的论战中逐步获得来越多的支持。然而,法律真实说由于其理论上的不彻底性,也使其自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