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理性与刑事诉讼中的事实裁判

如何保证刑事诉讼中事实裁判的客观性,一直是刑事诉讼理论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形式理性观,法律的理性化与司法的形式化是保证司法结果客观性的两个前提条件。在这种意义上,刑事诉讼中事实裁判的客观性取决于刑事证据法的理性化水平以及刑事证据司法运作的形式化程度。然而,根据形式理性来确立影响事实裁判客观化程度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否可能,却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法律本身客观上存在的漏洞、法律相对于社会现实的滞后性、司法解释的弹性等方面的因素,使细密司法的理想很难实现。因此,对形式理性的理论预期,需要保持相对客观而冷静的态度。

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虽然本条没有明确规定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依靠证据，但却强调了证据在判处案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我国也是认可证据裁判这一原则的。但是，我国法律所认可的证据裁判与国外相比，无论在作为证据裁判对象的事实上，还是对裁判证据的要求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论刑事诉讼中的认证

刑事诉讼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一个收集证据、审查判断证据、运用证据认识案件事实的过程 ,即证明过程。其中 ,收集证据主要是侦查阶段的任务 ,而后两项内容即审查判断证据、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主要为审判阶段之任务 ,这两项任务之完成主要依靠庭审活动 ,庭审活动由举证、质证、认证这三个基本环节构成 ,而认证直接关系到质证后之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 ,直接关系到案件的终局裁判。

刑事诉讼中的审判心理问题

一、法官在审查起诉到开庭审判前准备阶段、开庭审理阶段、执行裁判阶段的心理活动问题 (一)法官在审查起诉到开庭审判前准备阶段的心理活动 在审查起诉阶段,法官要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对检察院起诉书中进行全面审查。经审查,认为全部符合起诉条件时。

论前诉民事裁判已决事实对后诉刑事裁判的预决效力

对于前诉裁判中已决事实的预决效力应由后诉所适用的法律或司法解释来确定,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缺乏相关规范。既判力理论或争点排除效理论与已有规范相冲突,无法实现对预决效力性质的准确判定。依据现行法律规范,预决效力是一种事实证明效。在先民后刑诉讼中,影响民事裁判已决事实预决效力的因素主要包括证明标准的差异、推定方法的运用及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范围等。以事实证明效为语境,以影响预决效力的三个因素为内容,结合民事诉讼普通程序和特别程序的特点,构建出具体的民事裁判已决事实在刑事诉讼中预决效力规范。

加快裁判文书的改革步伐,努力提高制作刑事裁判文书的水平

1999年4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51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并拟定于1999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最高人民法院为全面贯彻执行修改后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大力推行控辩式审理方式,加快裁判文书的改革步伐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对于从整体上提高刑事诉讼文书特别是刑事裁判文书的质量,进而提高法官素质和办案质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法院刑事诉讼文书的概念、作用、当前制作刑事裁判文书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刑事裁判文书改革的主要内容,谈谈自己的看法.

论犯罪查证视野中的法律事实双重性

本文从法律事实的内涵出发,讨论了司法审查的法律事实存在客观事实和裁判事实的双重属性,认为该双重属性现象的存在使裁判应建立在证据规则的基础上。以此作为理论依据,文章认为犯罪行为亦应具有双重属性,结合行为的意识与动作的结构和刑事诉讼的侦查、起诉、审判的三阶段特点,作者探讨了各诉讼阶段的犯罪行为查证标准。

试论裁判文书改革的价值标准

改革法院裁判文书,重点是事实和理由部分,突出在判决书中说理的功能,在这一环节中写明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和案件的证据,阐明法院对证据是否采信的理由以及引用的法律条款,事实、证据与法律条文的有机结合,全面反映庭审过程,是反映改革后的法律文书质量的关键所在。因此,法官能否通过程序公正的庭审过程作出公正的判决,让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信服是裁判文书改革所要达到的价值标准。

论证据裁判主义与错案预防——基于16起刑事错案的分析

刑事诉讼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过程，既不是现场表演，也不是科学发现。因为，刑事案件的亲历者只能是被告人、被害人与目击证人，事实裁判者则是案件的非亲历者，而刑事诉讼过程也不可能像科学发现那样穷尽所有的期限、条件和手段。这就决定了刑事司法中不可能彻底消灭错案，而只能尽可能将刑事错案的发生降到最低程度。

如何制作审查起诉案件审查报告

在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是按照“证据一事实一裁判”的程序来处理案件的。台湾有学者云：“惟在法治社会之定分止争，首以证据为正义之基础，既要寻求事实，又需顾及法律上其他政策。认定事实，每为适用法律之前提”，可见，“证据是诉讼的基础”．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内容之一。公诉机关在庭审中首要任务便是进行刑事证明，运用证据阐明指控事实、论证公诉主张。而要实现公诉机关的诉讼主张，就必须在提起公诉前，排除案件中存在的“证明障碍”，收集庭审中必需的所有指控犯罪的证据。因此，研究“证明障碍”对于提高办案水平、确保公诉质量有着重要意义。下面，笔者拟结合公诉实践，就“证明障碍”谈点粗浅看法。

同一案件事实在民事审理与刑事审理中认定可不一致

正【裁判要旨】同一案件事实,在刑事诉讼中被认定为甲种裁判事实。因为证明标准的不同,在民事诉讼中可以被认定为乙种裁判事实,甲乙可能完全相悖。这充分印证了裁判事实区别于客观事实,证明标准的变化会直接导致证明责任承担的变化,其根本为刑事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证明标准。案号一审:(2008)甬镇民一初字第334号【案情】原告:韦生记(系死者韦超父亲)。原告:韦爱根(系死者韦超母亲)。被告:黄朋。被告暨被告黄朋法定代理人:黄孝祥(系黄朋父亲)。

浅析证人翻证的对策

大部分轻伤害案件产生于亲友、邻里纠纷，许多证人与当事人存在亲友或邻里的关系。此类案件因证人的不愿作证，或证言不稳定，加大了指控犯罪的难度。证人证言是指证人就其感知的情况向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类证据之一。它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也是认定案件事实、实现公正裁判的依据之一。但在审判实践中，证人当庭翻证率比较高，直接影响了案件的正确认定和处理，成为推行控辩式庭审的一大障碍。

积极能否中立:刑事法官认证的能动性研究

德国著名学人罗科信指出:"刑罚是国家对国民自由的侵害方式中最为严峻的一项,也因此其被视为最受争议的一项;该项刑罚之执行亦正意味着,为了大众之安全利益而完全地忽视了犯罪行为人之自由利益。也正因为如此,使得团体与个人之利益绝无仅见地只有在刑事诉讼上才有如此重大的冲突,而这种在法律上所做之利益权衡正象征性地说明了在一般公共事务中考量国家与个人间的关系时。

全面贯彻证据裁判原则

全面贯彻证据裁判原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证据裁判是现代诉讼法和证据法的重要原则，基本含义就是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依据证据。在刑事诉讼中是指认定被告人犯有指控罪行并科以刑罚，必须严格根据查证属实的证据进行。没有证据或者证明不能达到法定标准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检察机关如何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

证据是诉讼的基石，在刑事诉讼中，一切诉讼活动都是围绕着证据的收集、运用等展开和推进的，以查明案件事实真相。2015年修订的《关于深化检察改革的意见（2013—2017年工作规划）》将“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列为深化检察改革的重要内容。为深入理解把握证据裁判规则对检察工作的新要求，不断提升检察机关证据运用水平，本刊特邀专家学者和实务界人士围绕“检察机关如何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主题进行探讨，敬请关注。

刑事证明与举证

一、前言犯罪事实应以证据证明之,无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此称为证据裁判主义,为多数国家之刑事诉讼法或刑事证据法所采,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亦采之(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154条)。犯罪事实虽应以证据证明,然而何种证据得证明犯罪事实,除直接证据外,间接证据或情况证据可否用以证明犯罪,又以间接证据或情况证据证明犯罪,有无限制并非毫无问题。在刑事证明上所用之证据大多为间接证据或情况证据而非直接证据。

以审判为中心，实现司法公正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实现程序正义的关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

在间接证据审查判断中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

【裁判要旨】刑事诉讼法规定,在案件未能收集到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可以综合审查运用间接证据确定争议事实,但间接证据必须形成完整证明体系,共同指向待证事实,并足以排除合理怀疑。排除合理怀疑的重点在于排除合理的怀疑,要避免将排除合理怀疑等同于排除一切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