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辩护制度的完善

刑事辩护制度发达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治与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志。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刑事辩护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从司法实践以及同其他法治国家的比较来看,中国刑事辩护制度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具体而言,应当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将指定法律援助辩护的范围扩大至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依法保障辩护律师三项基本诉讼权利的行使、确立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留置期间允许律师介入,以更好地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论数字时代的《刑事诉讼法》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已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在本次修改中应当回应数字时代的需求,关注在刑事诉讼中运用新型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新问题。在基础理念层面,应当协调数字时代刑事诉讼中技术运用和人权保障的关系,兼顾法律修改的前瞻性与稳妥性,平衡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冲突。在基本原则层面,应当确立合法原则,要求目的、程序与手段的合法性;通过确认比例原则,协调目的、手段与后果之间的关系;依据区分处理原则对对象、场景、行为方式与监管方式加以区分处理。在制度规范层面,应强化对数字侦查取证的控制,推动数字检察法律监督工作,规范智慧审判,确保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数字化改革符合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从这三个层面出发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能使刑事诉讼的数字化转型在法治轨道内得以实现。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对数字时代新需求的回应

数字时代带来了犯罪形态的显著变革、诉讼主体的更新可能和新兴权利的现实影响,从而给刑事诉讼提出了应对这些变化的新需求。在《刑事诉讼法》的第四次修改中,应当在遵循开放与审慎并重的基本立场、衔接《数据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吸收刑事司法领域其他规范性文件合理规定的基础上对这些新需求作出回应。在制度层面上,应当从技术应用的规制与人的主体地位的强化、辩方力量的补强、数字权利的有选择吸收三个方面展开,实现对《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修改与完善。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背景下单位犯罪治理体系的完善——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视角

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视角来审视我国单位犯罪刑事司法治理体系是否健全,应在法教义学下确保自身价值、逻辑、体系的一体,并与我国刑事司法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保持一致。单位应具有相对独立的行为、行为背后的意志及相对独立的主观罪过,具有清晰的归责逻辑,并能够实质分离单位责任与单位直接责任人责任,由此实现单位犯罪归责机制重塑。涉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建构以此为基础,但并不止步于有效合规的诉讼评价,其“条件”应表达为刑事惩罚性与企业合规自治的结合,遵循宽严相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刑事诉讼法》在进行第四次修改时应当对此予以必要关注和回应。具体到涉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构建中,建议完善涉案企业合规保证金制度、合规整改期间涉案企业特定经营禁止制度、涉案企业有效合规承诺制度等,推动涉企刑事诉讼程序专门化,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涉案企业合规执法司法制度体系。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在二审程序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

根据现行法律规范,在“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中,二审法院改判加重被告人刑罚并无错误。该案件之所以引发热烈讨论,其根源在于中国刑事二审程序中确立的上诉不加刑原则在立法上并不周延,其在适用上存在依主体确定、“刑”所指涉范围过窄、上诉后存在程序转换易滋生变相加刑的缺陷。着眼于化解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固有问题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新问题,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在二审程序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增加为被告人利益的上诉和抗诉,二审法院不得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判变更的规定,并可以设置例外情形。与此同时,需要强化对“不利”的判断,并将二审法院发回重审、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纳入禁止不利变更的适用范围,从而消除“上诉不加刑”原则所面临的守正和创新之间的冲突。

关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几点思考

刑事诉讼法自1979年颁布以来,先后经历三次修改。为回应近年来刑事诉讼领域的新形势和刑事司法改革的新动向,刑事诉讼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笔者结合检察实践,针对刑事诉讼法修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刑事诉讼法修改视野下的刑事检察权运行完善思考

对刑事检察权之监督权能的优化,设想一:明确立案监督权;设想二:完善羁押审查权限。对刑事检察权之司法权能的重塑,设想一:用强公诉裁量权;设想二:补足职务犯罪侦查权。

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几点思考

根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现行刑事诉讼法将迎来第四次修改。基于公正与效率的司法工作主题,结合人民群众对刑事司法公正尤其是程序公正的期望,笔者立足刑事审判,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提出几点建议。

镣铐下的艰难起舞——评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中国刑事诉讼再修改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不少改革举措颇具亮点,值得称道。但改革面临诸多障碍,可能抵消预期的成果,亦可能限制刑事程序的进一步发展。从转型国家刑事诉讼改革的共同经验看,中国刑事诉讼未来的发展定位应是:法典化、设立程序宪章、建构强有力的执行机制以及推动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

审判监督程序的实践合理性及其法定化——基于《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472条第1款第四项之分析

审判监督程序与第一审、第二审程序审理的直接对象存在差异,即使依法“依照”审理也不可忽视其程序间的差异,但是司法实践中将审判监督程序与第一审、第二审程序有所混同是常见现象。依照第二审程序进行的审判监督程序一旦判决或者裁定之后,全案应处于“终审”状态,不发生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依第一审程序重新审理的问题,就此言之,《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472条第1款第四项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规定,存在法律依据供给不足的问题。这一司法解释,具有一定的实践合理性,但也造成重新审判适用的一审程序与审判监督程序二者关系的疑惑,甚至造成正在服刑中的受刑人执行依据被撤销而其仍在服刑的实践困境。值得肯定的是,这一司法解释的程序价值,是为被判决人提供了针对不利于自己的再审改判的上诉机会。这种上诉机会可以通过发回重审或者对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改造。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在审判监督程序的法律规定中增加撤销原判、交付一审的制度,并限定为对被告人不利再审的情形;二是针对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情形,设置作为审判监督程序组成部分的特别上诉程序,由此彰显审判监督程序不同于原一审程序、二审程序的独立性,在未来修改刑事诉讼法中,解决具有合理精神内核的司法实践的法定化问题,实现这种司法中变通做法与法律规定的协调一致。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若干问题探讨

刑事诉讼国际接轨是一个由刑事诉讼的趋同逐步走向一体化的动态发展过程。我国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国际接轨有一定的反映,但与国际标准相比较还存在一定差距。顺应与国际刑事诉讼接轨的趋势,我国刑事诉讼法在正当程度、人权保障、司法独立以及刑事证据制度等方面应进行再修改,以体现刑事诉讼国际标准。

检察机关侦查权的部分保留及其规范运行——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得到宪法、法律层面的肯认之后,需要《刑事诉讼法》修改调整检察机关的侦查职权,进而解决监察制度与刑事诉讼制度的衔接问题。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保留的检察机关侦查权,其监督性得到显著强化,巩固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当前需要从检察机关侦查权与监察机关调查权的协调、检察机关内部的分工与合作、检察机关侦查能力的培养与强化等方面着手,确保检察机关侦查权形成长效的规范运行机制。

论刑事诉讼法修改与侦查程序的完善

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侦查程序是此次修法的重点。侦查程序的完善需要在强化权利保障的同时加强权力制约,具体需要重点关注以下问题:取消"如实回答"义务,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实行录音、录像或律师在场制度;强化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的作用;完善嫌疑人的权利体系;明确律师介入的诉讼地位;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措施的法治化;排除非法口供遏制和减少刑讯逼供;坚持"人本精神"完善强制措施;完善财产强制手段维护公民的财产权。

刑事诉讼法修改若干问题研究

为因应十八大以来中央推进的一系列法治改革带来的制度性需求,立法者以法律修正的模式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概言之,具体内容包括衔接《监察法》的制度修正、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现实化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律化。本次修法虽为局部性修改,但其对法律体系统一、刑事法制完善等方面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由于配套的法律解释尚未全部出台,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法律修正部分的理解与适用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为理清这些问题,我们应当从立法背景、指导精神以及制度设计等方面对本次修法的内容予以解读。

监察委员会与司法机关的衔接协调机制探索——兼论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监察委员会整合了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转隶了检察机关的反腐职能,并对涉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后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监察体制改革应当厘清其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在诉讼中的关系。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明确监察委员会在办理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的权力界限、权力制约等问题,确立律师在监察委员会查办涉嫌反腐案件的介入机制,确保监察委员会在特殊调查程序中能够尊重和保障人权并体现"依法反腐"的制度价值。

审查逮捕程序诉讼化改革的路径考量——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背景

审查逮捕程序诉讼化强调逮捕程序应当由控辩审三方主体参与,检察机关在侦查机关及犯罪嫌疑人之间保持中立地位,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有效参与,决定逮捕的过程须遵循正当程序的要求。当前我国的审查逮捕程序普遍存在行政化、追诉化、救济虚无化、"一劳永逸"化等诸多问题,2012年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对此做出了适当的回应。但是,审查逮捕程序的诉讼化是今后我国刑事诉讼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仍需要对审查逮捕程序进行理念重构和制度创新。

公案、鉴定意见与刑事诉讼法修改

从近年来发生的若干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公案中,可以透视出我国鉴定制度存在的问题。鉴定意见的公信力不足,当事人在鉴定中缺乏知情权和启动权,公安司法机关不愿意鉴定人出庭等问题困扰着我国鉴定制度的完善。应以正当法律原则为指导,完善作为科学证据的鉴定意见的相关制度。

“光芒”还是“阴霾”:聚焦科技证据与《刑事诉讼法》修改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将技术侦查纳入刑事诉讼法、明确电子数据的法律地位、规范录音录像及其视频资料、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等内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科技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广泛运用,有利于我国革除传统口供主义的弊端,促进正当法律程序改革,但同时也带来了人权保障方面的诸多难题。在将来的修正案中,有必要依据证明力上的关联性、证据能力上的容忍性等积极完善科技证据的收集、审查和质证机制,强化刑事司法机关的科技配置。

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公安工作的影响

2012年,全国人大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一次重大修改,此次修改对于促进国家民主法治建设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公安机关刑事执法工作影响深远,对公安机关的执法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文章将围绕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总体情况,分析其对公安执法工作产生的影响,提出应对思考。

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衔接

2008年6月1日实施的新律师法本着强化律师刑事辩护权利的精神,在相关制度上作了积极的改革。不过,该法中有些与刑事辩护相关的表述或者不够明确,或者与现行刑事诉讼法之间不够协调。因此,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当充分考虑这些问题,以确保新律师法与再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能有效地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