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刑事诉讼制度论》评介

“历史将永远记住1999年12月20日零时这个不平凡的时刻。就在这个使人刻骨铭心的霎那，十几亿华夏儿女乃至全世界几十亿双眼睛的目光，紧紧盯住矗立在两座用不锈钢铸成的旗杆上。就在此刻，似乎世间万物都被时间的大幕遮蔽；只有这两座旗杆存在。在其中的一座旗杆上悬挂了几百年的葡萄牙国旗，被拉下来了；在另一座旗杆上，庄严的五星红旗被中国人的尊严和人间的正义，擎上了顶端。

论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设置专章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明确了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方针和特有原则,完善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的特有权利,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三种特殊制度,在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益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具有深远的价值。与此同时,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仍需进一步完善,可以在合适的时候采取单独制定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模式,适度放宽附条件不起诉的可能刑罚条件,逐步用前科消灭制度取代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细化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科学构建论纲

因应我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进程,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审视与系统梳理,探寻出推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科学化构建的重要理论。端正刑事诉讼目的,确立人权保障意识;弘扬程序法治理念,健全程序制裁机制;遵循诉讼运行规律,理顺控诉审判关系;发展诉讼主体理念,完善刑事诉讼构造;引入谦抑比例原则,规制权力行使;贯彻宽严相济政策,探索新型诉讼程序是实现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构建科学化的基本路径。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现代化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现代化构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刑事司法观念转变的基础之上,其以国际化和价值衡量为主要表现。在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的过程中,应正确处理本土化与国际化;职权主义模式与当事人主义模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护与被害人权利保护等诸方面的关系。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改革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新一轮司法改革改变了刑事诉讼运行的技术与制度环境,从而提出了进一步改革刑事诉讼制度的要求。由于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改革不可避免地涉及更为全面的权力结构重组与激烈的利益博弈,其深刻性和复杂性远超以往,改革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也会遭遇更大阻力。在此背景下,改革方式与路径的选择就显得非常重要,甚至是事关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根据既往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发展的经验以及改革可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改革应该根据不同的改革项目,灵活运用不同的改革方式,整体采用一种复合型的推进模式。

古罗马刑事诉讼制度与模式探微

在古罗马王政和共和时期,按照犯罪行为的性质不同,诉讼程序分为"私犯之诉"和"公犯之诉"。"公犯之诉"又分为两人审委会与民众会议主持下的"公犯之诉"、执法官提起的"公犯之诉"以及陪审团参与的审判程序。无论是"私犯之诉",还是"公犯之诉",从诉讼模式角度考察,都属于弹劾式诉讼。随着帝制代替共和制,在普通审判制度之外,又形成了"非常审判程序"。从诉讼模式考察,它属于纠问式诉讼。这标志着古罗马刑事诉讼模式的转型。其间,犯罪观念的更新以及政体性质的改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俄罗斯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评述

俄罗斯刑事诉讼制度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1991年独立以后 ,俄罗斯对原苏联的刑诉制度进行了较大的改革 ,改革的着重点主要集中在转变原来的刑诉理念和扩大被告人与辩护人的权利。但是 ,新的刑诉制度还需要在具体司法实践中进一步贯彻落实。

公法私法互动视角下刑事诉讼制度的运作与发展

公法和私法是法律部门划分的基本标准。随着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利益多元化,出现公法私法互动趋势,具体表现为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刑事诉讼法传统上具有公法属性,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出现私法性因素,私法公法化与公法私法化在刑事诉讼领域均有所体现。公法私法互动促动刑事诉讼中权力与权利的合理配置;公法方法和私法方法结合使用实现了刑事诉讼中权力与权利的总体平衡。

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三种模式:一个概要性的分析

从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基本事实出发,大致可以概括出三种不同的刑事诉讼制度发展模式,即立法修律模式、司法判例模式与试点实验模式.这三种模式具有不同的内在特质,在推动刑事诉讼制度发展上各有其独特优势与内在局限.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历程表明,刑事诉讼制度发展不能只依赖一种模式,应是多种模式的组合或交替使用.目前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主要依靠立法修律和试点实验,司法判例还未被有效运用.未来应该根据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经验以及上述三种模式的实际价值与内在局限,合理确定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模式组合。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再思考

以审判为中心是刑事诉讼制度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侦查和起诉被界定为审前程序,是服务于审判实践的。未经法庭审理判决,任何人、任何机构都无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量刑,这是审判实质化的重要体现。以审判为中心要求对案件的审理判决需基于控辩双方的实质辩论、对证据的认定需基于实质举证质证,使庭审成为事实认定、裁决形成的核心。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就要彻底转变执法理念,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强化辩护权,削弱侦查本位主义,落实庭审实质化,排除非法取证,贯彻直接言辞原则,以程序正义实现实体正义。

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呈上升趋势的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失控的表现之一,已成为东西方国家目前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从总体上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符合社会进步和世界潮流,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有利于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矫正未成年人犯罪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对贯彻党和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挽救、教育和改造方针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以我国刑事诉讼构造为视角

以刑事诉讼构造为视角开展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要从刑事诉讼构造理论研究中汲取丰富营养,科学构建我国刑事诉讼构造,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

关于我国古代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探析——兼论《刑诉修正案》对古代刑事诉讼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简称《刑诉修正案》),其中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做了专章规定。在我国古代各时期的立法中也有少量的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规定,《刑诉修正案》在继承古代制度的基础上又实现了新的突破。文章就古代各时期立法中关于未成年人的刑诉制度进行梳理,并就《刑诉修正案》对我国古代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继承和发展进行论述。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重构的“瓶颈”及破解——基于刑事证明标准的分析

如果探寻中西方刑事证明标准的渊源,我们会发现,刑事证明标准赖以生存的根基有着巨大的差异,两种不同刑事证明标准的背后,实际上是两种法律文化的冲突。中国所特有的诉讼法律文化背景的定在,使中国现今的刑事证明标准得以固守,而这种证明标准对中国刑事诉讼体制与实践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则是全局性的。突破现今的刑事证明标准,成为当今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现实和理论前提。刑事证明标准的转变,与其说是制度本身的转变,不如说是文化的更新,这种转变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但尽管如此,制度可置换文化而先行,并对文化的转变产生一种推动力。

恢复性司法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司法模式的新型司法模式,它寻求尽可能利用罪犯、受害者和社区的积极和自愿参与的方式,恢复受犯罪影响的所有当事方的一切权益。我国引入恢复性司法既具有刑事司法实践、刑事观念、刑事制度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也与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制度存在一定冲突。恢复性司法实践与理念对我国刑事诉讼可能产生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刑事观念、诉讼制度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方式等诸多方面。

佘祥林冤案的刑事诉讼制度反思

佘祥林冤案的发生说明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存在缺陷。我国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的制度设计违背了诉讼的本来含义,作为“裁判方”的人民法院与作为控方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不应是互相配合的关系。刑讯逼供是导致冤案的重要根源,遏制刑讯逼供应对症下药:一是规定沉默权制度;二是将案件证明标准由“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改为“排除合理怀疑”;三是加强社会治理,健全客观证据生成机制。此外,刑事诉讼法应明确程序法律责任,以促使公检法机关严格遵守诉讼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发展——试析新刑诉法保障人权功能的强化

强化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是当代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大趋势,是刑事诉讼制度科学化、民主化的表征。本文通过对我国新、旧两部刑事诉讼法的分析,论证了我国新刑诉法在保障人权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作者认为,加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不仅不会妨碍今后的“严打”斗争,而且有利于完成我国刑诉法确立的准确、及时惩罚犯罪和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任务。

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法律文化解释

刑事诉讼制度变迁不能离开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其中法律文化对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更为深刻和久远。从西方各国法治历程与中国法治道路探索比较可以窥视东西方法律文化对刑事诉讼制度发展所产生的不同影响。通过诉讼意识、国家治理思想与价值观等法律文化维度入手可以对刑事诉讼制度发展变迁进行初步的法律文化解释。

论日本刑事诉讼制度的特征

日本的刑事诉讼制度是公认的大陆法与英美法的"混血儿",因其移植立法较早,大陆法传统与英美法形式结合较好,并形成自己独具的特色而著称于世。研究日本刑事诉讼制度,对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鉴价值。

坚持“司法公正与效率”完善刑事诉讼制度

“司法公正与效率”已成为 2 1世纪我国司法改革的主题 ,正确理解和认识“司法公正与效率”及其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关系的内涵是实践完善刑事诉讼制度的前提条件或重要的指导思想 ;坚持“司法公正与效率”必须实行相关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 ,如确立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和被指控人享有的沉默权、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和系列证据规则、形成保障合议庭和法官独立审理案件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