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的中国式实践路径——以刑事诉讼司法解释为切入点

刑事诉讼司法解释是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完善将成为程序正义的中国式实践路径之一。宏观而论,刑事诉讼司法解释由政策解释型向法律解释型发展,解释主体存在法定二元化和实然多元化并存局面,解释内容重在细化。微观而言,刑事诉讼司法解释内容既通过锦上添花型、雪中送炭型和重复论说型三类型对程序正义予以规范化落实,也在诸多方面悖离了程序正义理念。因此,应从优化配置刑事诉讼司法解释权、合理运用多种法律解释方法、充分尊重刑事诉讼目的与运行规律以及完善刑事诉讼司法解释程序四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司法解释,以有效实现程序正义。

刑事诉讼司法解释条款的效力问题

司法解释是立法机关授权司法机关作出的具有对象效力限定性的抽象法律解释,所以并不具有与法律相同的普遍约束力。按刑事诉讼司法解释条款内容与法律规范的关系,可将条款分为复述性条款、解释性条款、操作性条款、自创性条款和指导性条款,每一类条款的效力形态有所不同。检法的司法解释条款会产生相互的放射效力,对于解释性条款要根据“职权标准”判断是否具有放射效力;对于操作性条款和自创性条款要根据有效性、合理性标准判断是否具有放射效力。刑事诉讼司法解释条款对当事人不具有直接约束力,如果司法人员未适用某一解释性条款,除非影响实体公正或损害当事人权利,否则不应撤销相关的判决、裁定或决定;操作性条款和自创性条款同样不直接约束当事人,这两类条款对当事人增设的不合理义务,对当事人不产生任何效力。司法人员可以对解释性条款进行再解释,对其遗漏之处进行填补,在解释性条款本身不符合法律规范的文义、原则、原意和目的时,司法人员可以通过具体解释进行纠正;司法人员同样可以对操作性条款和自创性条款进行解释或漏洞填补,但为避免程序阻滞,应以遵循为原则,不遵循为例外。

制度与实践:未成年证人证言审查问题研究——以《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74条为中心展开

未成年证人作为弱势证人的一种,较成年人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还不成熟,极容易受到伤害。现实中未成年人作证的现象又常常出现,于是未成年证人证言的审查问题逐渐浮现出来。由于我国证据方面的立法相对滞后于司法实践,在现行的法律规范中并没有对未成年人作证制度进行系统的规定,仅在《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74条中用八项条款对证人证言的审查加以规定。证据的采用标准和采信标准是证据审查的法学理论所在。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74条背后隐含的法学理论进行梳理和分析,选取未成年证人这一特殊的弱势证人为对象,研究未成年证人证言审查的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