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法治现代化期待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已经纳入立法规划,本次修法的指导思想是吸收司法解释和解释性文件的合理规定,巩固司法改革成果,回应司法实践需要,遵循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和国际通行的标准,反映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此次改革不应采取“修正案”模式,而是采用法典化模式。该次修改应从体例结构到原则、制度和程序进行全面修改。在基本原则中当务之急是增加“无罪推定”和“直接言词”等原则。此次修法应当大幅度增加相关条文,至少增加至500条以上,一审程序应当增加至70条以上。修改应具有前瞻性,能保证适用30年以上。修改内容除了一审程序外,此次修法重点是辩护制度和证据制度。“特别程序”中应增设“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诉讼程序”“涉外犯罪案件诉讼程序”和“涉老案件诉讼程序”。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辩护制度的完善

刑事辩护制度发达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治与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志。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刑事辩护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从司法实践以及同其他法治国家的比较来看,中国刑事辩护制度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具体而言,应当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将指定法律援助辩护的范围扩大至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依法保障辩护律师三项基本诉讼权利的行使、确立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留置期间允许律师介入,以更好地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论数字时代的《刑事诉讼法》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已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在本次修改中应当回应数字时代的需求,关注在刑事诉讼中运用新型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新问题。在基础理念层面,应当协调数字时代刑事诉讼中技术运用和人权保障的关系,兼顾法律修改的前瞻性与稳妥性,平衡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冲突。在基本原则层面,应当确立合法原则,要求目的、程序与手段的合法性;通过确认比例原则,协调目的、手段与后果之间的关系;依据区分处理原则对对象、场景、行为方式与监管方式加以区分处理。在制度规范层面,应强化对数字侦查取证的控制,推动数字检察法律监督工作,规范智慧审判,确保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数字化改革符合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从这三个层面出发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能使刑事诉讼的数字化转型在法治轨道内得以实现。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与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完善

《刑事诉讼法》对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与引领作用,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具有与刑事诉讼紧密捆绑的阶段性特征。更好地调整《刑事诉讼法》与未成年人司法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应当作为《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中涉未成年人部分修改的基本立场,并处理好两个整体性问题。一是通过吸收未成年人专门法律的普适性内容、根据其他涉未法律的新规定新增或调整专章规定、为其他法律中新增的涉未制度提供程序支撑和吸收已有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的合理内容,来有效对接其他涉未法律规范。二是通过减少刑事诉讼整体框架和普通程序对涉未特别程序的限制,明确与成年人案件规定的梯级递进关系,来处理好与普通程序的关系。本次修改还应当整体增补与未成年被害人相关的规定,对转处制度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行体系化与优化,并明确低龄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程序的基本设置。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对数字时代新需求的回应

数字时代带来了犯罪形态的显著变革、诉讼主体的更新可能和新兴权利的现实影响,从而给刑事诉讼提出了应对这些变化的新需求。在《刑事诉讼法》的第四次修改中,应当在遵循开放与审慎并重的基本立场、衔接《数据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吸收刑事司法领域其他规范性文件合理规定的基础上对这些新需求作出回应。在制度层面上,应当从技术应用的规制与人的主体地位的强化、辩方力量的补强、数字权利的有选择吸收三个方面展开,实现对《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修改与完善。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检察侦查权的优化配置

检察侦查是检察机关履行诉讼监督与刑事控诉职能的重要体现,是保障监督刚性、客观公正追诉犯罪的必要制度安排。监察体制改革后,我国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包括直接侦查权、机动侦查权和自行补充侦查权等三种类型。囿于规范层面的局限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的欠缺,检察侦查权的制度支撑严重不足。实务中,检察侦查面临直接侦查窒碍难行、机动侦查形骸化以及自行补充侦查异化等现实困境,致使其诉讼监督效果并不理想,难以对侦查(调查)权形成有效制约,所谓优化指控证据体系、审前案件“筛漏”功能亦浮于形式。为促使检察侦查权真正回归“法律守护者”和诉讼权力“中介”性质,有必要在《刑事诉讼法》的新一轮修法中对其予以体系化重塑。

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以《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为中心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党中央部署的推动刑事司法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改革实施以来,在诉讼理念、司法制度和庭审程序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推进维度单一、制度集成不足、立法未能充分吸收等改革困境集中凸显。《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是突破困境、深化改革的重要契机,应巩固改革成果,引领深化改革。本次修法可考虑通过总则确立原则、分则重设体例和公诉增添章节实现审判程序中心化;通过一审体例调整、配套制度调整、二审功能调整推动一审程序重心化;通过改革人民陪审员制度、优化庭前会议制度和规范庭审审理程序落实庭审程序实质化。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背景下单位犯罪治理体系的完善——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视角

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视角来审视我国单位犯罪刑事司法治理体系是否健全,应在法教义学下确保自身价值、逻辑、体系的一体,并与我国刑事司法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保持一致。单位应具有相对独立的行为、行为背后的意志及相对独立的主观罪过,具有清晰的归责逻辑,并能够实质分离单位责任与单位直接责任人责任,由此实现单位犯罪归责机制重塑。涉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建构以此为基础,但并不止步于有效合规的诉讼评价,其“条件”应表达为刑事惩罚性与企业合规自治的结合,遵循宽严相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刑事诉讼法》在进行第四次修改时应当对此予以必要关注和回应。具体到涉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构建中,建议完善涉案企业合规保证金制度、合规整改期间涉案企业特定经营禁止制度、涉案企业有效合规承诺制度等,推动涉企刑事诉讼程序专门化,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涉案企业合规执法司法制度体系。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在二审程序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

根据现行法律规范,在“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中,二审法院改判加重被告人刑罚并无错误。该案件之所以引发热烈讨论,其根源在于中国刑事二审程序中确立的上诉不加刑原则在立法上并不周延,其在适用上存在依主体确定、“刑”所指涉范围过窄、上诉后存在程序转换易滋生变相加刑的缺陷。着眼于化解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固有问题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新问题,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在二审程序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增加为被告人利益的上诉和抗诉,二审法院不得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判变更的规定,并可以设置例外情形。与此同时,需要强化对“不利”的判断,并将二审法院发回重审、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纳入禁止不利变更的适用范围,从而消除“上诉不加刑”原则所面临的守正和创新之间的冲突。

监控类技术侦查的范围界定与规范完善——论《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监控类技术侦查是指由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技术侦查的部门实施的记录监控、行踪监控、通信监控、场所监控等措施,属于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点内容之一。监控类技术侦查必须同时满足秘密性、技术性、实时性三大特征,方能区别于调取、网络远程勘验、大数据侦查。监控类技术侦查应在主体与客体两大方面进行范围扩展。在此次修法过程中,应将《刑事诉讼法》第二章第八节标题修改为“秘密侦查措施”,明确监控类技术侦查的内涵,并通过司法解释与指导性案例明确其外延。在程序规制方面,应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属于监控类技术侦查的执行主体,非内容信息属于其客体,并加强对此类侦查措施的司法控制。在数据规制方面,应加强《刑事诉讼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范衔接,在技术侦查中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履行国家机关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

关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几点思考

刑事诉讼法自1979年颁布以来,先后经历三次修改。为回应近年来刑事诉讼领域的新形势和刑事司法改革的新动向,刑事诉讼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笔者结合检察实践,针对刑事诉讼法修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几点思考

根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现行刑事诉讼法将迎来第四次修改。基于公正与效率的司法工作主题,结合人民群众对刑事司法公正尤其是程序公正的期望,笔者立足刑事审判,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提出几点建议。

刑事诉讼法修改视野下的刑事检察权运行完善思考

对刑事检察权之监督权能的优化,设想一:明确立案监督权;设想二:完善羁押审查权限。对刑事检察权之司法权能的重塑,设想一:用强公诉裁量权;设想二:补足职务犯罪侦查权。

诉讼效率视角下《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进一步完善

我国着眼于提高诉讼效率,在1996年、2012年先后两次修订《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的相关制度和程序进行了重大改革。但鉴于在刑事诉讼领域正确处理公正、高效、权威三者之间关系的需要以及我国刑事案件的不断增加和国际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在检察机关职权配置、不起诉制度、庭前审查程序、庭前会议制度、简易程序、再审程序、公诉案件和解程序等方面作进一步的修改与完善。

检察机关侦查权的部分保留及其规范运行——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得到宪法、法律层面的肯认之后,需要《刑事诉讼法》修改调整检察机关的侦查职权,进而解决监察制度与刑事诉讼制度的衔接问题。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保留的检察机关侦查权,其监督性得到显著强化,巩固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当前需要从检察机关侦查权与监察机关调查权的协调、检察机关内部的分工与合作、检察机关侦查能力的培养与强化等方面着手,确保检察机关侦查权形成长效的规范运行机制。

论刑事诉讼法修改与侦查程序的完善

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侦查程序是此次修法的重点。侦查程序的完善需要在强化权利保障的同时加强权力制约,具体需要重点关注以下问题:取消"如实回答"义务,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实行录音、录像或律师在场制度;强化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的作用;完善嫌疑人的权利体系;明确律师介入的诉讼地位;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措施的法治化;排除非法口供遏制和减少刑讯逼供;坚持"人本精神"完善强制措施;完善财产强制手段维护公民的财产权。

刑事诉讼法修改若干问题研究

为因应十八大以来中央推进的一系列法治改革带来的制度性需求,立法者以法律修正的模式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概言之,具体内容包括衔接《监察法》的制度修正、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现实化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律化。本次修法虽为局部性修改,但其对法律体系统一、刑事法制完善等方面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由于配套的法律解释尚未全部出台,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法律修正部分的理解与适用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为理清这些问题,我们应当从立法背景、指导精神以及制度设计等方面对本次修法的内容予以解读。

论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与人权保障的进步

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建设是以公正、高效和权威为基本特征和价值目标的,其渗透于我国司法的各项具体制度之中,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如何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为了充分探讨这一问题,本刊编辑部特邀一批专家对此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得到了一些对此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比较积极的回应。为了更好地以学术之力审时度势促进司法改革,本刊编辑部特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三种角度着眼,以"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总标题进行专题研究,本着百家争鸣的态度,本刊编辑部对于受邀专家的来稿,只要符合通常的学术规范,不论其所表达的学术观点如何,均一律照登,所以,本专题所有观点均不必然代表本刊编辑部之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