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01条事故调查报告的理解与反思

事故调查报告是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的证据,具有行政性、集体性、确定性特点。事故调查报告属于主观性证据,无法适用行刑证据转化规定,但因其内容的可靠性和报告形成的不可替代性,《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01条赋予事故调查报告中专门性意见的证据资格。这虽然有利于解决诉讼中专门性问题的认定难题,但可能导致审查形式化,忽略鉴定检验的必要性,混淆专业意见与事实认定。中国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性问题认定本就存在较大的结构风险,如公检法三机关主导、当事人权利缺位、意见的外部质量控制机制缺乏等,调查报告的引入可能进一步放大风险,对此应当警惕,并建立配套机制加以完善。

刑事诉讼法解释学:范式转型与体系建构

新的时期,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呼唤研究方法的多元并进和研究范式的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研究者应将法解释学融入刑事诉讼法学研究领域,一方面通过对法条的语词、逻辑和结构开展大量解释学研究,拉近诉讼理论与实践的距离,控制公权力滥用解释权,检验和规范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另一方面,在吸收其他部门法既有法解释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解释对象、解释方法和解释原则等方面构建刑事诉讼法解释学的基本体系。在推进刑事诉讼法解释学的发展过程中,应当注意修法与法律解释的关系,注重解释学对法律修改的智力支持以及对修法的反制影响;同时,还应加强法解释学在如何应对立法不足、填补立法漏洞以及促推理论创新等方面的研究。

“立法式＂解释：我国刑事诉讼法解释的困局

解释具有依附性。解释不是法律,更不能超越法律。但是,我国与刑事诉讼法相关的一些解释性文件不仅在形式上具备法典的特征,而且其中部分条款在内容上直接与法律冲突,或者创设新的诉讼制度,或者违背立法意图。这种"立法式"解释不仅冲击了法律的权威,而且也不当扩张了有关机关的权力、限缩了当事人的权利。只有避免"人为"的立法粗疏,加强立法解释,制定《解释程序法》,才有可能减少或者杜绝"立法式"解释之弊端。

刑事诉讼法解释学:范式转型与体系建构

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制定之前,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与整个法学的研究-样基本采用的是阶级分析方法。进入20世纪80年代,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在运用阶级分析法的同时开始围绕1979年第一部刑事诉讼法的创制而展开。20世纪90年代,比较法学和价值法学在中国法学界异军突起,成为当时最流行的研究范式。

新刑事诉讼法解释有关辩护与代理的五大看点

2018年10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进行了第三次修正。为了确保法律准确、有效实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解释》经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起草后,经多次征求意见、不断修改完善,终于在2020年12月审议通过,并于2021年3月1日正式实施。此次司法解释全文共27章、655条、9万余字,历经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专业委员会八次审议和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三次审议,是最高人民法院有史以来条文数量最多的司法解释,也是内容最为丰富、最为重要的司法解释之一。

诉讼规律与司法经验并重——评刑事诉讼法解释的新亮点

2021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后简称《解释》),该《解释》于2021年3月1日生效执行。《解释》的出台主要有两大背景:一是与2018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相配套;二是对2013年以来司法实践及试点经验的总结和提炼。

制度与实践:未成年证人证言审查问题研究——以《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74条为中心展开

未成年证人作为弱势证人的一种,较成年人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还不成熟,极容易受到伤害。现实中未成年人作证的现象又常常出现,于是未成年证人证言的审查问题逐渐浮现出来。由于我国证据方面的立法相对滞后于司法实践,在现行的法律规范中并没有对未成年人作证制度进行系统的规定,仅在《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74条中用八项条款对证人证言的审查加以规定。证据的采用标准和采信标准是证据审查的法学理论所在。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74条背后隐含的法学理论进行梳理和分析,选取未成年证人这一特殊的弱势证人为对象,研究未成年证人证言审查的相关问题。

模糊的刑事证明逻辑——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证据规则评析

由于没有好的证据法学理论指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在证据规则的解释性规定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是:一、对证明标准的解释没有合理、清晰的体现认识论和价值论的逻辑;二、对证明方法及其适配于证明标准的解释没有合理、清晰的体现认识论的逻辑。解决这些问题,法典和司法解释都需要进行改革和进一步的完善,其基本的指导思想应是:刑事证明逻辑的转换,即从唯一结论的真实标准及其对应证明方法向或然性真实标准及其对应证明方法的转型,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改革的应然取向。

刑事缺席审判具体适用若干问题研究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在基本法中正式确立,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多元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消弭了此前旷日持久的争论,颇具进步意义。刑事缺席审判这一新型的制度能否在实践中实现其预设功能,有赖于精细化的程序设计和遵循立法原意的司法活动。运用刑事诉讼法解释方法对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相关条款进行分析,可以预判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而对该程序的司法适用提出合理化建议。缺席审判程序能否顺利启动与审前程序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息息相关,因此要将关注的视角前移到审前。如果规定该类案件由被告人原工作单位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或更利于庭审的顺利进行。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原则上不适用公告送达,但是应设置被追诉人恶意逃避法律追究等例外。缺席审判程序中被追诉人辩护权的充分保障难度较大,应认真对待。针对刑事缺席判决“凡提出异议一律重新审理”的规定尚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论在“打虎拍蝇”中的法治理性

当前我国反腐败工作中践行"打虎拍蝇"策略,成绩巨大,效果突出。但在微观刑事政策的理解执行上存在一定偏差,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法律解释适用上存在一定错误,可以而且应当在"打虎拍蝇"中切实纠正。从刑事政策的系统关联性原理审查,当前"打虎拍蝇"必须有所顾忌,必须同"依法治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协调,必须坚持现代刑事政策"三大一小理念"、"两个至上理念"和"单项校正理念"。从法律解释原理审查,当前"打虎拍蝇"中必须适度协调好刑法解释的保守性与适应性这一对矛盾,处理好刑事诉讼法解释的刚性与弹性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对于关涉公权力条款的过度扩张解释的做法必须加以批判和纠正,而不是轻描淡写的商榷性批评。

讯问录音录像查阅权的实现困境及制度保障

新刑诉法解释对讯问录音录像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围绕其中第54条的内容,学界对讯问录音录像的查阅权产生了理解和适用上的争论。这些争论主要聚焦于讯问录音录像的证据属性、适用范围和查阅权的具体内容。随着程序性辩护和被告人供述合法性审查日益普遍,讯问录音录像的查阅权应当得到保障,其权利内容也将越来越丰富。讯问录音录像查阅权的保障有赖于讯问录音录像全覆盖和全移送的实现,涉密审查机制的完善,以及讯问录音录像保密责任的厘清。

刑事证据规则疑难问题研究

证据是审判活动中最核心的内容,一个关键证据往往成为定案的重要依据,因此,在庭审活动中重视对证据的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