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合规视域下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根据、形态结构及立法修正

单位刑事责任根据从代理人责任转嫁论向组织体责任论的现代转型,使企业刑事合规的生成及发展具有立论基础。在单位犯罪形态结构的认知上,要纠正传统的单位一元主体论,单位构成犯罪是责任人承担刑事责任前提的立场,提倡单位和责任人二元主体论,单位和责任人分离入罪、分离出罪、分离追诉的认知模式。据此,本文建议对单位犯罪立法予以修改,总则增设单位犯罪成立条件,确立责任人的独立主体资格,明确对责任人按自然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则,分则全部删除责任人具体刑事责任条款。同时,增设单位的刑罚种类和刑罚制度,以及单位事前合规出罪和事后合规从宽处罚条款。

从刑事责任根据到刑事归责体系的知识迁移

我国确立了"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唯一(法律)根据"论断,并形成了刑事责任根据中心论的研究范式,但却"静态有余而动态不足"。面临罪责关系的虚无化、刑事责任动态研究薄弱、体系性认识混乱等现实困局,研究刑事责任动态归责成为必然。从刑事责任根据论到动态刑事责任归责体系的理论突围是刑事责任范畴实现知识转型的必由之路,应以罪责关系为理论原点,遵循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并重,导入刑事一体化理念及方法,整合协调正当化事由的体系定位与刑事责任归责体系的理论建构,突出正当化事由的归责意义与功能,建立由犯罪构成与正当化事由构成的刑事责任归责体系。

结果加重犯刑事责任根据及其合理性问题探讨

本文从结果加重犯的刑事责任根据的分析入手来探讨结果加重犯刑事责任的合理性问题。本文作者认为 ,在立法上应消除对加重结果既包含故意又包含过失的结果加重犯类型 ,同时合理确定结果加重犯的法定刑。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根据论——以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为主线

《刑法》第17条第2款以行为手段、所侵害法益的种类、法定刑、多发性等作为划定标准,规定了较常发生的严重危及人身权利和致瘾性的犯罪,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只要实施8种罪质行为,就应追究刑事责任,不限于8个罪名。未成年人仍应以刑事责任能力作为刑事责任根据,但有其特殊性。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能力的从无到有是主观能动性逐步提高、意志自由度逐步增大的过程且存在于一个制约性与社会化的博弈阶段,这决定了未成年人辨认能力较弱或者虽然具有辨认能力但控制能力不足。我国应当维持当前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承担的刑事责任范围应当限于危及重大人身权利和健康的情形,即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和特定的毒品犯罪。

刑事责任根据新论

刑事责任根据亘古而事关重大,相继产生的道义责任根据论、社会责任根据论、心理责任根据论、规范责任根据论和人格责任根据论,其实质都是关于理智责任根据的理论。刑事责任产生的原因可以划分为根据和条件,刑事责任的根据是行为人的犯罪心理,它包括罪过心理部分和非罪过心理部分,而犯罪的主体要件、客体要件、客观要件等只是刑事责任产生的条件。刑事责任根据可分为着眼于预防的根据和着眼于惩罚的根据;亦可分为理性犯罪的刑事责任根据和非理性犯罪的刑事责任根据。

生命科技刑事责任根据研究

生命科技刑事责任根据问题是一个存在较大争议的刑法问题。以不同学科为视角,生命科技刑事责任有着不同的根据。但无论从哪一学科着眼,对生命科技刑事责任根据的探讨都应当从犯罪人以及国家这两个方面来分别进行。

论刑事责任根据之争

刑事责任是刑事立法中的一个基本范畴,也是刑事司法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因而在刑法理论研究中,刑事责任是学者们倍受重视的一个热点课题。而在刑事责任问题研究中,论述最多、争议最大的,当属刑事责任的根据,几乎所有论述刑事责任问题的文章,都涉及到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本文试图在全面研究关于刑事责任根据的各种观点的基础上,探讨解决争端之途径。

刑事责任根据之新界说

刑事责任是刑法的基本范畴之一,其根据更是在价值功能上具有基础理论的意义。关于刑事责任根据,传统上存在三种理论:犯罪构成根据说、社会危害性根据说、危害性与危险性统一根据说。在这三种理论中,犯罪构成根据说自相矛盾,社会危害性根据说不够全面,危害性与危险性统一根据说欠缺说服力。从国家角度来看,维护基本的社会利益,保护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人权是国家设定刑事责任第一个层次的根据;从行为角度看,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威胁是设立刑事责任第二个层次的根据;从行为人角度看,消极的人格态度是产生危害、也是决定刑事责任第三个层次的根据,综合上述三个层次的分析,可进一步将刑事责任的根据统一于罪过。

析我国古代的刑事责任根据思想

析我国古代的刑事责任根据思想荣晓宏所谓刑事责任根据，就是凭什么为依据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及追究行为人的不同刑事责任。纵览我国古代刑法史，不难发现，各朝代关于刑事责任根据的刑法思想尽管比较繁杂，但概括起来，不外乎有罪过责任根据论、结果责任根据论、刑法...

论行为人对其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认识错误及刑事责任根据

对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认识错误,就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事实情况虽有认识,但是对这些事实所反映出的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危害本质,却产生了不正确的认识。由于这种错误不是对行为事实的误认,而是对行为本质的歪曲反映,故又称行为性质错误。这种错误心理构成故意罪过心理,应负刑事责任。如某甲横行乡里作恶多端,民愤较大,其弟妹亦深受其害。为了“为民除害”,其弟妹完全误认他们的杀兄行为是“大义灭亲”的高尚义举,将甲一棒打死。据此。

关于确定刑事责任根据的研究与探索

刑事责任是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刑事责任问题作为刑法学界瞩目的热点问题一直吸引着众多的学者。现着重探讨刑事责任的根据。

刑事责任根据在实践中的认定

刑事责任的根据作为刑事领域的核心问题,不管是在刑事立法还是在刑事司法方面都围绕着它而展开,是刑事法律存在的内在依据.刑事责任的根据作为刑事责任的发生缘由,应该综合考虑主客观的因素,应该对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都有清晰准确的价值指导.

刑事责任的司法“隐身”与消解

刑事责任是新中国刑法学独有的范畴,是罪责刑关系的刑法学体系之基石。刑事司法中的刑事责任“隐身”现象持续发酵,会压缩刑事责任的理论地位与司法意义。这是由诸多因素所造成的。既包括实体法的本源性困扰,也包括刑事司法的实践理性不足之瓶颈。继而,诱发冲击刑事责任范畴的基本地位、罪责刑关系的刑法学体系之自洽性等多重隐忧。刑事司法中的刑事责任如欲冲破“隐身”的困境,需从实体法层面夯实其本体内容,从静态、动态的双重平台,捋顺刑事责任与犯罪、刑罚的结构性关系;也需解决好静态、动态刑事责任与定罪、量刑的协作关系,激活刑事责任的司法化潜质;还需善用现有司法资源,健全刑事责任司法化的运行机制,重整司法化的主动观念与实践意识。

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提供者之刑事责任

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数据处理不可控,提供者刑事责任不明确,将会引发刑事治理难题。在产品投入流通时,如果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并不存在当前科学技术水平能够发现的缺陷,一般不宜追究产品提供者的刑事责任;在产品投入流通后,产品提供者应承担适度的安全管理义务。违反安全管理义务,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有限度追究产品提供者的刑事责任,既符合网络领域积极主义刑法观的趋势,也有利于实现鼓励科技创新和防范产品风险之间的平衡,还符合社会公众的期待。提倡“全面性考察”方案,用以限制产品提供者成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范围。在具体贯彻“全面性考察”方案时,可以“超过半数规则”作为产品提供者主观“明知”的认定标准。

企业合规视域下刑事责任实现的路径优化

企业合规刑事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趋势,其主要是作为出罪与入罪事由、量刑激励机制、影响刑事诉讼规则事由以及作为企业高管人员的刑事义务来实现企业的刑事责任。鉴于企业合规刑事化有助于企业犯罪的合作预防,能够发挥刑罚积极的一般预防功能,有益于从社会治理角度提升营商环境,我国有必要立足企业合规发展契机,在刑事立法上优化企业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应考虑将有效的合规计划作为法定的量刑情节,并将缓刑适用范围扩大至企业犯罪;分领域、视情势缓急赋予企业合规的刑事义务;在推行认罪认罚从宽的背景下,将附条件不起诉的范围扩大至企业犯罪。

刍议逃税罪“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条款的修正

近年来,公众人物逃税的数额之多、影响之大,屡屡将《刑法》关于逃税罪“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条款置于风口浪尖。逃税罪“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条款是否合理,至今存在争议,主要体现为肯定论与否定论。从刑法法理角度来看,该条款的设立有违刑法体系化,偏离了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正确理解,消解了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从司法实务和行政实践观察,该条款采取的行刑反转模式已经显现弊端,导致逃税罪实际处理模式不一、公安机关与税务机关查税权力混淆。当前,应基于风险社会背景下的积极预防性立法理念,对该条款进行完善和修正,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改为“从轻、减轻刑事责任”,同时设置条款适用的数额上限。

论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规范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附条件地降低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刑法》第17条第3款的适用应持谨慎态度,类案中对情节恶劣的判断应当坚持主客观综合评价的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仅是程序条件,是否负刑事责任仍应当由法院判决确定。核准追诉应当以不核准为原则,以核准为例外,具体应当重点考察除前几项条件以外的能够不核准的事由。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被核准追诉的被告人裁判时,应当同时适用《刑法》第49条和第17条第4款的规定,不能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在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刑法的公平正义并不全部体现于对犯罪人的惩罚与保护,也有部分体现于安抚被害人的情绪,需要构建更加全面的被害人安抚制度。未成年人司法应避免被情绪干扰,以确保实质正义的实现。

生成式人工智能刑事责任的主体资格探析:以风险防控为研究视角

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强人工智能可能具备辨认控制能力和自主决策、自主行动的能力,算法、训练模型、数据参数的发展使强人工智能认识法律行为及其意义并对其作出允洽回应成为可能。制造商与使用者等相关主体对人工智能犯罪风险有限的注意义务,无法满足强人工智能犯罪的潜在治理需求。文章提出修正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基于风险防控的需要拟制强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综合考虑强人工智能对法律行为的学习、理解和回应能力,对自身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以及对刑事责任的承受能力,依据实际情形针对性地判断强人工智能的刑事责任能力,推动人工智能成为法定刑事责任主体,以实现刑法治理与科技发展的并行不悖。

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条款的理论表述和司法展开

《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是特殊的例外处罚规定,这是阐明实体内涵与设计程序应坚守的立法原意。在刑法解释限度上,一般应遵从具体罪名的限制解释而非具体行为的扩张解释;“致人死亡”属于提示性规定,强调是最严重的罪行,“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亦是提示性的处罚规定,与前者具有同质性;“情节恶劣”不是具体标准而是整体标准,亦非对犯罪构成的“再强化”,应综合性、类型化地归结“情节恶劣”的判断与识别规则。第十七条第三款设定了特别的核准追诉程序,应当配备前置的侦查程序以及移送程序,检察机关在逐级报请程序内宜采取形式审查,并辅以“申请式”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程序。鉴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程序的相对封闭性与书面化等,应当设置“诉讼化”的听证程序,强化以“复核”为核心的救济程序,确保程序分流的正当与合法。

企业合规不起诉中的刑事责任根据厘清

企业合规司法实践的快速推进使其呈现从“轻罪不诉”到“重罪不诉”的发展之势,导致企业合规自身的合规性危机,需要合理阐释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刑法正当性根据。传统的刑事政策激励理论、单位犯罪归责理论和刑罚可罚性理论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难以作出全面的解释。在刑事法治理念下,应将企业合规不起诉纳入刑事责任教义学的范畴。分析企业犯罪的“行为”“意志”及其刑事责任承担结构,可见企业合规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企业主体刑事责任实现方式,其刑事责任根据就是关联责任,因关联内部成员的犯罪而承担责任,由此,在对企业不起诉的同时要注重合规建设之于传统刑事责任的实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