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违法性的概念、构造及功能

刑事违法性的概念是刑事违法性理论的起点,对其作出恰当的定义是刑事违法性理论不断深化的需要。刑事违法性的概念应在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属种关系以及刑事违法性的刑法功能中加以把握。为了明确刑事违法性的内涵,必须进一步深化对刑事违法性的分类以及刑事违法性与一般违法性关系的认识。形式与实质的统一生成了刑事违法性的构造性,并可从犯罪的法律概念和犯罪构成的系统性中得到解答。刑事违法性的构造性是刑法保障人权价值的内在要求。刑事违法性的功能由其构造性所决定,当然的具有出罪功能。

刑事违法性功能论

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具有限制刑罚权发动和保障人权的功能 ,有利于罪刑法定和刑法实质正义的实现。我国刑事违法性依附于社会危害性而存在 ,不具有实体内容和独立品格。刑事违法性评价由于没有和社会危害性评价形成层次鲜明的递进式结构 ,造成我国刑事违法性理论的功能缺失。丰富我国的刑事违法性概念 ,构建双层次刑事违法性评价机制 。

论犯罪构成的功能诉求——对刑事领域冲突解决机制的再思考

一直以来,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在我国刑法学理论中所占据的地位可谓坚如磐石,其虽屡经风浪却从不曾真正遭遇风雨飘摇的境地,任何试图推翻或者改造它的努力最终都被证明只是螳臂挡车式的痴妄.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问题研究

刑事和解作为新型的犯罪处置机制,打破了传统的刑事诉讼程序模式,寻求一种相对平和而非激烈对抗的方式解决刑事纠纷。在我国,自2002年以来,检察机关率先开展了刑事和解的实践,并取得了较大的成效。新刑事诉讼法在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正式写入刑事和解,是对我国刑事诉讼体制的一大创新。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持续高发,渐成主流犯罪的态势下,借鉴已有经验,进行经济犯罪案件刑事和解的尝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中国语境下的刑事和解,有丰厚的社会文化思想底蕴,是"和合"精神在新时期的崭新呈现。刑事和解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应用,充分考虑到经济犯罪案件的自身特点,有利于刑罚预防功能的更好实现。尤其需要明晰的是,经济犯罪案件刑事和解与"用钱买刑"有着实质的区别。将经济犯罪案件纳入刑事和解的适用范畴中,有助于实现案件办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是"和谐"价值观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

刑法谦抑与轻罪立法:观念调整与立法检视

轻罪立法已成为当前我国刑事立法的特色与趋势,学界对轻罪立法与刑法谦抑原则关系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由于刑罚具有严厉性,应将刑法谦抑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刑法谦抑原则的核心理念是最后手段性,传统观点将其他法律的有效性作为最后手段性的判断标准。但是,有效性的标准是难以操作的,且有些犯罪并不处于后置地位;宜将最后手段性的判断标准重置为前置法对刑事违法性的预警功能,具体可从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个人法益与集体法益的区分、前置处罚规范的非象征性、必要程序性要素的配置四个方面实现。判断轻罪立法是否谦抑应附带审查立法目的的正当性。当前受到质疑的一些犯罪有的并不违反刑法谦抑原则,但有的犯罪需要在立法层面进行调整。轻犯罪法的制定将对刑法谦抑原则形成挑战,坚守刑法谦抑可能需借助程序机制。

刑事可罚行为结构中的违法性

俄罗斯刑法理论中关于刑事可罚行为结构中违法性的地位和认识有些简化甚至不确切。由于刑事违法性与一般违法性在功能上的巨大差异,因此应当区分出两个层次的违法性。刑事违法性和一般违法性是独立和等价的概念,而且二者在排除行为犯罪性的情节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依赖关系。

实质法义务论的检视与构架

不真正不作为犯是刑法理论中"最难且未令人满意地解决的难题"[1],而作为义务理论[2]是其中最让人深思与费解的部分。"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第一位重要的问题就是保障人的地位问题。"[3]所以,解决这个"未解之题"的关键在作为义务理论。然而,刑法典中并无不真正不作为犯作为义务的明确规定。